【大纪元7月26日讯】我是一名49年的老兵，家住烟台栖霞城关村。我村于2009年9月下发了开发搬迁的通知。本来旧城改造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说明国富民强，我们都非常支持，高兴之余我写了赞颂旧城改造的顺口溜，准备排练演出（我在家创办了老年夕阳红娱乐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我们难以置信，村委对村民的补偿价格因人而异，三六九等。我邻居不到60个平方给了32.6万，而给我就是2200一平米，因此我们拒绝搬迁。他们就用停水、停电、堵道、停发福利、放火、盗窃等卑鄙手段来对付我们。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2010年的5月21日下午，我出去一会儿的工夫，他们就在我家北面的大道上垒起了一道2尺高的墙，问他们，他们说是政府让垒的，到翠屏街道去问，他们又说是你们城关村自己弄的，与他们无关，可村委主任孙学仁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到了22日，墙垒的有2米多高了，我彻底家回不去了，那种有家不能回的凄凉，并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了的。我和老伴含着眼泪离开了住了五、六十年的家，当晚家里便被盗窃。无奈只有让我儿子通过废墟去看门。
28日凌晨1点左右，我儿子被一道亮光惊醒，看见有3个小痞子手持凶器站在屋里。其中一个就是21日在看民工垒墙的小痞子。他们看见被发现才仓惶逃跑，追出来才知道他们是破门而入的(因为我儿子是住在里面的楼房里)。早晨我们便报了警，所长李新章到后便用训斥口气说，为什么还不搬？我儿子说价格不合理，他又说你管别人多少钱干什么！随后拍了现场，在作笔录的时候也没按我们说的去做。29日早晨，他们又在南面的废墟上挖了一条3米深的沟，我们都无法回去了。接着我们便打电话给村委主任孙学仁，要求把东西拉出来，他却让我们找烟台拆迁办。
2010年6月6日下午6点左右，也就是我们在看到国务院下达严禁强制拆迁案的第34天，我们村委雇佣了大概有50多个黑社会，手持凶器强行拆除了我们的房子，并清理了现场。顷刻间我一生的积蓄化为无有，给我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无法估量，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每天只能在两个孩子家轮着吃，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我赖以生存的家都没了，心就跟死了一样。老伴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病倒了，看着不吃不喝病弱的老伴，心如刀绞感慨万千。
我这个解放战争的老兵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也没有死在西藏剿匪的战斗中，却被和谐社会中的我们村委主任逼的走投无路了。同日被强拆的还有郝庆利兄弟二人的家，在没有逼迫他们兄弟就范的情况下，竟然在2010年6月11日下午3点多钟，向手无寸铁兄弟开了枪，在公安厅的干预下，他们兄弟二人才幸免遇难，否则兄弟二人将死于非命。这一事件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的形象。我们不明白在光天化日之下是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权力，视国家的宪法和物权法为一纸空文，公然挑衅与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对拆迁人不屑一顾任意欺凌，任意宰割，公道何在？天理何在？为什么和谐社会中会有如此不和谐的音符，我们强烈要求严惩黑社会，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我这个老兵跪祈政府明察秋毫，除恶扬善，为百姓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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