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现在，郭德纲俨然已成为中国当前文艺“俗”之代表和典型，正遭受着全面的围剿。郭德纲乃至郭德纲以后的其他文艺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文艺事业真的需要和应当接受这样一场全面的整肃运动吗？这场整肃运动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究竟是必要的还是相反？这不能不引起每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人士的思考。
这里，谨将我的点滴思考陈述如下：
一、是否应当将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强加给文艺，并以此作为对文艺和文艺工作者整肃的借口？
文化艺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有其自身的规律，它绝不是政治的工具，更不应是是政治的奴仆。不应将文化艺术的功能过分地夸大，也不应过分要求文化艺术担负起不应由其担负的过于沉重的职能，尤其是政治的职责和义务。政治是政治，文化艺术就是文化艺术。
修身养性、陶冶性情、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欣赏趣味、娱乐消遣，这是文化艺术具有的功能，是它可以也能够承担的一点职能，仅此而已。其它的，不必更不应强加给文艺。倘若真正爱护文艺，就应尊重文艺的规律，为其提供和创造宽松的环境与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横加干涉、压制束缚，甚至动用公权力乃至专政机器强令和逼迫其服从、就范。
一个民族的文艺能够成为民族的瑰宝乃至骄傲的，是它对民族文化艺术修养以及精神层次的提升所产生的影响，而绝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绩效以及对政治卑躬屈膝、俯首称臣、低三下四的驯服态度。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的工具是文艺的堕落，更意味着文艺的消亡，无论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动辄以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无比神圣的使命和名义来要求文艺服从，动辄把国家的、政权的、社会的种种问题归罪于文艺，动辄以诸如此类的种种政治借口来整肃文艺和文艺工作者，这是对文艺的摧残扼杀。强行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不会是什么好的政治。这是已被历史证实了的真理和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给文艺以及整个民族造成的破坏和教训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今天，任何将文革的一套重新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犯罪行为；任何个人或团体这样一意孤行，都必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二、阻碍和破坏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危险是“俗”吗？
几十年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高压政策使中国的文化艺术不但举步维艰、历尽坎坷，而且饱受摧残；十年文革，更将对文艺的绞杀推向了极致，使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艺工作者遭受了灭顶之灾。文革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思想解放大潮，文艺曾获得了一段较为宽松的短暂的复苏，但“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并没有真正彻底解除。近年来，在思想言论的严厉钳制下，文艺愈加日益丧失了自我，几乎名存实亡。
无数事实证明，阻碍和破坏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健康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和危险并非是什么“俗”，而是强令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错误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严厉压制和对文艺工作者的一次又一次运动式整肃。在这样一种完全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实施下，中国的文艺被异化为非文艺，而成为丧失了自我、丧失了文艺独立品格的政治工具和政策传声筒；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言不由衷，要么摇尾乞怜，更有甚者竟至充当打手、自相残杀。稍有不从，表现出独立个性的文艺工作者则往往遭到整肃和封杀。由此也造成一大批具有独立思想见解的优秀学者、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去国离乡、流亡海外。凡此种种，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思和警醒，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文化艺术不能真正健康生存、发展的症结何在吗？
再清楚不过的是，要挽救濒临灭绝的中国文化艺术，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反俗”，而是解除对文艺的政治压制和粗暴干涉，还文艺一片自由呼吸的蓝天。
三、如何看待文化艺术之“俗”？
“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而，它也理所当然地是存在和产生于社会的文艺的一种普遍现象。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文艺，自有文艺以来就有“雅”、“俗”之分。“雅文化”、“雅艺术”从来就和“俗文化”、“俗艺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雅”与“俗”缺一不可，不是谁想反就能随便反得掉的。
俗文艺并非自郭德纲始，也不会至郭德纲止。
郭德纲绝不高雅，相声也绝非高雅艺术。高雅了就不是郭德纲，高雅了也不是相声。
一枝独秀不是春。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类别和形式，俗文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作为一种并非是造成中国文艺衰败的根本原因的文化艺术类别和形式，毫无疑问，俗文艺也不应为中国文艺的衰败背书和承担罪责，并因此而遭受围歼。
当然，俗文艺中也有一些格调不高、流于庸俗、低俗的作品和表演。包括郭德纲的表演也未能完全避免，虽然与有些人和现象相比，郭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对那些格调不高的、过于庸俗、低俗的文艺作品和表演当然不应提倡、也应当反对。但我认为，绝不能以此转移视线，掩盖真正毁灭中国文艺的罪魁祸首——对文艺的政治干预和粗暴压制，掩盖中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异化的可悲现实，从而淡化人们对文艺和文艺政策改革的关注和要求。否则，“反俗”就会成为一种继续损害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阴谋和罪恶。
需要清楚看到的是，当前中国文艺存在的庸俗、低俗现象不但不是造成文艺衰败的原因，反而恰恰是由于不正确的文艺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当前中国文艺异化的表现症状之一。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高压政策压制下，文艺被迫选择逃避现实、粉饰现实、自我麻醉、自甘堕落，高尚、真实、善良、正直远遁，卑劣、伪善、欺骗、虚假盛行，精神世界滑坡、价值观念崩溃、庸俗和低俗泛滥就成为必然。因此，不从源头上真正拨乱反正，妄图仅用“反俗”来提升社会精神层次、振兴文艺只能是痴人说梦和骗人的鬼话。
尤为重要的还在于，庸俗和低俗并不是当前中国文艺的最可悲和最可怕的现象，因为庸俗和低俗祗不过是逃避现实的结果；真正可悲、可怕的是歪曲、伪造历史和现实，用谎言和欺骗愚弄群众的媚俗。这种媚俗“文艺”的产生，是政治高压和名利利诱政策下文艺及文艺工作者灵魂扭曲的必然结果，是文艺异化和走向末路、毁灭的表现。仅仅借助“反俗”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郭德纲之可贵在于他在俗中能保持着些许清醒和独立不羁的品格，在于他不与某些人同流合污一同媚俗，能够说些真话。整肃郭德纲的必然结果是全国进一步骗子猖獗，假、丑、恶盛行，民众进一步丧失对当今文艺和公权力的信任，民心涣散。
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以及读者、观众都明白：不应继续“俗”下去，应该清醒地高尚起来时，是否就意味着维稳成功了呢？
整肃郭德纲和“反俗”的决策者必须深思。
四、应当由谁和怎样来界定、评判“俗”及其是非？
何为俗，何为非俗？如何界定、评判文艺之“俗”的是与非？
文学艺术的事情应当由文学艺术自己解决，文艺的俗与非俗，俗上的是与非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创作者、研究者和欣赏者，即文艺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观众。
行政命令、领导定夺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十分可笑的。动用公权力的行政干预手段是愚蠢的，也是违反宪法的。
更何况，某些是非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一下子弄清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和实践的检验、鉴别。绝不同意随意地、轻率地给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戴上“俗”的帽子。
五、究竟应当怎样反俗？
不彻底改变扼杀、摧残文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就谈不到“反俗”。
关在猪圈和狗窝里的“文艺”就谈不到清洁和高尚。
还文艺一片自由的蓝天，让文艺工作者自由、舒畅地呼吸是提升文化艺术层次和境界的首要条件。
“反俗”的正确途径是引导和提倡，而不是围剿和整肃；引导和提倡的最主要的和首要内容应当是说真话、不说假话，人人能畅所欲言。
坚决反对将“反俗”政治化、运动化。坚决反对将“俗”变成整人的帽子、变成打人的棍子！
坚决反对将“反俗”变成对文化艺术工作者个人的整肃，对文化艺术工作者创作权利的粗暴剥夺和封杀。
坚决反对动用公权力甚至国家专政机器“反俗”，把“反俗”变成打压和整人。
本来，我对中国的文艺包括相声已经彻底失望，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听相声，尤其姜昆之流的更令人作呕的“相声”（因此我也曾写过《马季及其相声——砖指时代欲用文艺的末路》一文）；我对郭德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更不是什么“钢丝”。但有一次无意中听了郭德刚一个段子，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相声还不是一无是处，中国的艺人也还不都是那么可鄙、可怜，多少产生了一点对中国文艺的期待和希望。
本来，种种的乱象已使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无边失望；某些“正人君子”的助纣为虐、落井下石更令我不齿和心寒。但近来在对郭德纲的一片讨伐、围剿之中涌现出来的李承鹏、赵丽华、冯小刚等人的声音又使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产生了些许希望，感到我们的民族或许还有救。
在挞伐别人“俗”的时候先想想自己的心理和手段是否高尚？不要把“反俗”搞到人人彻底绝望。一个孤家寡人的政权机器能真正长治久安吗？
如果能够真正做到我上面所希望的和李承鹏等人所希望的，我第一个邀请郭德纲出来一起反俗。@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