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04日讯】从三聚氰胺毒奶粉到最近的瘦肉精事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4月3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源于缺乏符合国际监管规律的监管体系；中国需要一场食品安全进步运动；建议更多的消费者应该行动起来，与生产农户合作，强调食品的本地化，缩短整个供应链，并迫使政府和企业回应。
中国食品安全“丛林状态”
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The Jungle），揭露食品生产过程中各种安全问题。时任美国26届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边吃早餐边看《丛林》，看到这些大叫一声把手中的半截香肠扔到了窗外，他选择了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雏形。
中国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较之一百年前的美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曾在2006年5至8月间，对五个厂家生产的牛奶样品进行抽检，结果显示，63.2%样品含有β-内酰胺酶（解抗剂）。这种通过基因工程使微生物发酵获得的β-内酰胺酶被用来水解饲养过程中过量使用而蓄积在牛奶中的抗生素。不够纯化的解抗剂可混入生产β-内酰胺酶的工程菌，该菌进入人体后通过细菌间的传播，架起了直接通往一个又一个“超级细菌”的桥梁。
而曝光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竟是中国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震惊中外。
一个普通美国作家在肉类加工厂里面实地考察经历，成为美国曾经的食品安全改革催化剂。而这只能让生活在中国的人羡慕嫉妒。十多年来，不知道多少中国记者和维权人士写下汗牛充栋的文字，反应中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毒食品问题；但结果毒食品问题愈演愈烈，而揭露问题的维权人士却不断被抓被打甚至成高危“被失踪”一族。如北京三聚氰胺毒奶粉患儿家长赵连海因协助组织了其他受害家长进行抗议，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两年半的监禁。
评论指出，更为恐怖的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毒食品问题，人们已麻木得有些可怕，不舍得“扔掉手中那半截火腿肠”。最近的瘦肉精事件，甚至已经不能触动人们的神经。
中国缺乏符合国际监管规律的监管体系
涉及到食品安全监管，国际上多由专门独立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美国FDA、欧盟、日本等国家级的食品药品管理都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除了协调功能，还应发布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具有独立的食品安全评价委员会，由食品药品管理局统一聘请专家，而不是分散在各个部门。
但中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监管方面的功能很不够；它没有办法协调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等部门。而且对这个监管机构本身的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食品监管现由各级政府各自负责。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监管名存实亡。
不少媒体已揭露，在北京二商集团的仓库里，有一套与普通人并不相干的独立的供应体系。评论指出，针对特权阶层的食品特殊供应体系使得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自身安全利益的脱节，也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受害人的公益诉讼一直未被真正支持。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孩童家长的法律诉讼受到了各种干扰和打压。
中国需要一场食品安全进步运动
评论指出，中国各种安全监管机构的运行、分工以及对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监管机构本身的问责性、透明性、独立性以及专业性都存在不足；从经济性监管到社会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放开公益讼诉制度，相关的法律都不完善，也未被执行。
现今的食品工业运营模式往往是大型企业采购小农户产品再集中加工售出，这些大型企业在全国有消费渠道；在面对大型企业时，小农户的谈判能力过低，存在被压榨行为。大型企业将公司化流程下对农户的剥削以供给低质量产品的形式返还到消费者身上，而一旦出现问题，监管者还是习惯于从单个的农户身上开刀，归罪于农户道德败坏。
评论认为，简单的道德判断不能解决问题，更需思考的是贸易是否公平，利益在产业链中如何分配，以及消费者把钱究竟给了谁的问题。
评论建议， 消费者应与生产者合作，强调食品的本地化，缩短整个供应链，才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食品本地化，是发达国家新兴起的运动。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法律意义上的维权，而是消费者主动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本地农民，支持本地生产，消费本地农产品，通过主动积极的选择来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消费者和农民可采用主动的替代性方案——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以及团购合作社的方式，通过双方利益保证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还可以让现有的农户处于弱势地位的产业模式受到挑战。
评论认为，食品不单单是一个工业产品，它更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中间，消费者个人，公民社会都需要做些什么，也都可以做些什么。更多的消费者应该行动起来，以迫使政府和企业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