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21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蒋介石——人民公敌还是民族英雄？（下）
二、领导全民族抗战并取得全面胜利，让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觊觎华北，威胁全国。其时，北伐虽然成功，东北张作霖、华北吴佩孚、华中孙传芳归于国民政府，然众多省分的诸侯仍拥兵自重，独立施政，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如新疆盛世才、青海马步芳、山东韩复矩、广东陈济棠等），特别是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接受苏联给的经费，一切听命于苏联顾问指挥，目的是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赤色政权，由此引起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当蒋介石调兵北上抵御日寇时，中共乘机从江西向四周扩张；蒋介石回师剿共，日寇又乘机南侵占领华北，形成了日寇、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夹击之势。
国家四分五裂，而经济和军力更是衰敝，根本无力抗战。当时的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须依赖进口。“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多为超龄旧军舰，排水量只有日本海军的1/20。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在如此巨大的劣势面前，蒋介石忍受国民的辱骂谴责，埋头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举剿共，根除赤祸；同时，与各省当权者谈判，在国破家亡的共同威胁下，团结一致，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经济和军事准备。通过币制和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向外国购买军火，在后方修建兵工厂，修造未完成的平汉铁路通车，修造万余公里公路，在战略要地建大炮、机枪掩体3700多座……。经过六年准备，国力增强，奠定了抗战的初步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中国军民誓死不当亡国奴，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
蒋介石被西方媒体评为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在外国人看来，抗战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不畏强暴，宁肯战死也不作亡国奴。抗战初期，面对强敌，前景最暗淡的时刻，连曾经的革命领袖汪精卫都投降了日本。据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将军说，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面对日本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割据势力，自顾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完完全全是一盘散沙。在西北，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咄咄逼人；而且国军内部许多原军阀部队，阳奉阴违；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而日本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再一起攻击希特勒……。”身为国家元首，可以想像他的担子有多重，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在他的肩头。当时蒋纬国经常在深夜听到委员长在洗澡的时候长声大叫，有的时候喊“天”，有的时候喊“妈”。他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蒋介石的硬骨头不仅表现在泰山压顶不弯腰，更是不惧危险，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37年8月13日，大规模对日抗战在淞沪战场全面爆发（淞沪会战），蒋介石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而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更是躲在延安窑洞里说蒋介石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的政治流氓毛泽东不能比的。
关于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过程，近年来已真相大白于天下，包括中共自己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都承认是国民党主导了全国抗战。在此不再赘述。
著名抗战名将孙元良将军这样评价：“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像他那样德厚流光。”抗战时任中缅印战区美陆军司令兼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在其回忆录《魏德迈报告》一书中，这样言及他对中国抗日的感受：法国人打了六个星期即告屈膝。可是坚韧的中国人民已经苦撑了七年。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在我与蒋介石两年的相处中，我确信他是一位正直无私的领袖，对其人民的福祉极为关切，并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理念的宪政体制政府。在我看来，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及旧属的忠诚。
对于国军的所谓不抵抗，孙元良这样解释：“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岛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淞沪会战，“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对此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根据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研究后也表示：“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刻，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抗日期间，蒋介石还于1943年3月发表著作《中国之命运》。全书共八章，十万余字。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此书总结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儒家文化底蕴，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论述了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结果。同时严厉批判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此书重点论述了“一个主义一个党”，指出：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指出：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
1943年1月12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结成告全国军民书》：“我们中华民族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胜利，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光荣一页……”其后全国各大报刊均发表社论表示庆贺，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纷纷自发的走上街头欢庆。1月15日共产党也发表宣言表示庆贺。其后四年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废除了与法国、荷兰、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决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侵占的一切岛屿。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包括台湾、东北四省、澎湖群岛等。中英美首脑协商敲定的《开罗宣言》总共只有250个字，其中有一半是为确定中国的利益而写的。在开罗会议的公开宣言及秘密协定里，中国得益是最大的。
1944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于美国三藩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50个国家。会议由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当主席。以中、英、法、俄、西五种语言为正式语言。6月25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英、俄、法、西五种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首先签字，最先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其他中国代表也一起签了字。接着是苏联、英国、法国代表团签字，其后是其他国家代表团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东道主美国最后签字。中国代表团最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是值得全体中国人民骄傲自豪的，这一时刻将永载史册。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晨7时（中国时间），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上午10时，时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说，庆贺抗战胜利，缅怀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各国代表登密苏里号战舰时，公推中国代表第一个登舰。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一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雄壮的军乐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国旗冉冉升起。各国无数人群一齐肃立致敬。早9时整，签字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亚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在受降书上签了名。其后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以后才是苏联、英国等国的代表。签字的顺序也代表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与重要地位。
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抗战，让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真正地扬眉吐气。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结束了百年来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尴尬局面，让中国在世界有了强有力的发言权，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所有列强强加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遭废除，而且《开罗宣言》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也一揽子地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等问题。蒋介石先生真正洗清了中国蒙受百年之久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三、退守台湾，建设台湾，延续中华民族道统，保全中华民国国体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人民至今怀念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首先，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是蒋介石光复的；其次。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介石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介石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也许是冥冥中有所安排，台湾孤岛远离大陆，中间以台湾海峡为天然屏障，对台湾主岛构成了天然的护卫，使蒋介石得以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毛泽东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自此，中华民国转危为安。蒋也加紧着手构建台湾的军事防御体系及政经体系。7月，蒋首先进行国民党的党务改造，确立国民党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并在农林工商文教等机关团体建立党组织，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主掌军队、政工、情报及指挥对大陆游击战；宪政方面，维持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体制，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
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12月2日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建立了军事安全保障，为其后的一系列建设台湾措施奠定了稳定基础。随后正式全面展开了各项改革、建设台湾的措施，包括：
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移转为现耕农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征收放领私有耕地，创设自耕农户，促使台湾农村复兴，并实施“平均地权”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所得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设，促使农村的人力和资本向城市中的工商业移动，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
地方自治：制定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使各县市以下各级政府首长与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台湾的民主是以选举为滥觞，1946年即台湾回归中华民国的第二年，就办了台湾第一次选举，民众直接选出乡、镇、区代表，再由代表选县、市议员，再选省议员，再选国政参议员。俟后政府迁台，陆续举办选举，包括里长、乡镇市长、代表、县市长、议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最后1996年完成总统直选。
普及国民教育：教育预算依照宪法规定，从不低于总预算15%，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国家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礼义廉耻更是教育重点；扩展高等教育，建立完整职技教育体系，使台湾人力素质得以提升，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而造就了日后的台湾经济奇迹。
发展各项经济建设，扩大社会福利建设：兴建国民住宅，办理低利贷款，鼓励外资、私人投资。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68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维护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遗产，矢言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共复国的自由基地。比如1966年大陆开始大革文化的命时，破四旧、立四新，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毁坏殆尽；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相反地积极推动恢复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华民国以复兴文化为名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大陆文革运动分庭抗礼，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中正亲自任会长，运动即在台湾和海外推行。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反共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学校教育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即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学校教材读的很多是文言文，要考《古文观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学生们由此知道了如何为人、为学，知道了什么是士，什么是君子；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教学、伦理、礼乐文化等内容，一步步的进入心中，形成灵魂，形成生活思考模式，普遍都存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什么是好坏善恶，如何分是非曲直，都有来自于传统的基本依准。
在1960年代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下，台湾在当时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考试，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的推崇。原因也是因为大陆当时为了政治上的斗争，进行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蒋介石为了反抗大陆对孔子学说的打压，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以进行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之任务。
对于民众受义务基本教育的权利，俱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且皆已落实：宪法除了在第二章人民权利部分规定人民有受教育权之外，在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整节内容专门规定了国家有兴办扶助教育事业之义务。对于公民受基本教育权，宪法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宪法还额外限定国家教育经费不得低于预算15%，省则不得低于预算25%，市县则不得低于预算35%之规定，并要求对从事教育卓有成绩的人士提供奖励，对学行俱优无力升学的学生予以补助。而反观大陆教育，多年教育预算不到3%，低于非洲最穷国家乌干达，教育成了百姓背负的多座大山中的一座。
蒋介石以“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为口号，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最能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民风淳朴，道德自律，社会和谐，是台湾区别于大陆的最明显的特色。
蒋介石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托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二战末期，特别是1940年后美国曾一度准备军事占领时由日本控制的台湾，后来情势改变。在国共内战期间，又倾向推动台湾托管。台湾本土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与美国当时驻台副领事葛超智，于1947年7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其中就有应准台湾人先脱离中国，而暂由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之意。1948年9月1日，廖姓兄弟又与黄纪男等人以七百万台湾人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第一号请愿书，再度要求台湾应暂由联合国托管，再由全体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是隶属于中国或独立自主。对此分裂中国之行径，蒋介石予以坚决之反对。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光复大陆，解救大陆民众免于共产主义荼毒。但是，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他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方面在积极地考虑对抗美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第二天即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到了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表示说，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态度是对反攻在国内战场，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1968年12月，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第二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希望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鲁斯克表示，美国人不想在一场反对中国的常规战争中流血。蒋介石立即愤怒地表示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大的愿望是“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在美苏交战的大局面下就可以反攻大陆，但韩战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亦得到相当缓和，美国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但败多胜少。在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发生共产党自行停战的金门炮战。1958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华民国政府在公报中宣布放弃军事反攻大陆口号，称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出原子弹后，国府军事反攻大陆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蒋中正仍坚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在冷战的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内的中国席次亦是由中华民国代表。
1949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上月反省录》中，列出了检讨失败的13条原因。其中的最后一条，是没有能够“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伤”。在此之前的2月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家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自己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实施方案。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败局已定，蒋介石想“造福于农民”的民生主义设想，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得到落实，而只能在台湾岛上开花结果。1950年1月3日，蒋介石决定在台湾开展“社会经济运动”，限期耕者有田，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复兴由此启动。
蒋介石在致力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同时，痛定思痛，深感共产红祸对人类的危害至深至重，故为使世界各国免受荼毒，亲自总结了在大陆的与共匪斗争史，披肝沥血，倾尽心血，着成皇皇24万字《苏俄在中国》一书于1956年发表，以当事人的身份，以大量的事例为证，对共产党进行了极为深刻精到的分析研究，是二十世纪中不可多得的国际共运史特别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国。”
“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以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他是残忍惨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分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着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分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后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分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1971年，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席位议题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驱逐蒋帮”。蒋中正则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坚决反对接受美国的“两个中国”提议，于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前夕，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当年受中共和杨虎城的挑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扣押蒋介石，蒋曾痛心疾首的劝服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他们是要坐江山的。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共产党）要搞独裁。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哪，他们要帮穷人讲话，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拚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的统治工具？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拿昔日蒋介石的警世箴言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的所为及现实比较，不难看出蒋介石卓越的先见之明，也不难看出蒋介石才真正为了民众着想，而共产党不过是拿百姓当工具罢了，用完了也就用完了。只可惜蒋公的这些思想不为多数人所知。
评价历史人物应功过并陈，善恶俱宣。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但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仆、闻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认为是蒋介石所为，共产党更是一口咬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专门致信蒋介石，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信中用外交辞令正告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自己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被冤枉的蒋介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同时,革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职务。
此事件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与蒋无关：（7月17日）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党作污陷之宣传。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二•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二•二八”事件发生原因极为错综复杂，首先由于台湾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期望落空，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而不当的管制政策使问题加剧，因而逐渐形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情绪广泛爆发。终致1947年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公署卫兵开枪射击民众，导致该事件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与军队镇压。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蒋介石抵台后，因担心引致动乱，不许国人议论此事，招致民众不满。“二•二八”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由于忌谈，结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独势力利用夸张渲染，大幅度夸张台湾人受残害的人数，从原来传言的一万人，夸大到两万、三万，甚至还有人说是八万、十万，务使台湾人对中国生出仇恨之心。
李登辉执政后开始平反“二•二八”事件，补偿“二•二八”受害人家属，结果仅有八百多个家属出来申请。但是，此事件却被中共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都举办纪念“二•二八”的活动；“文革”后，也差不多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甚至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还是每年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以致被网民耻笑：“五四爱国，六四反动；台湾二•二八起义，西藏三•一四叛乱”。
中共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且不说此话不是蒋介石所讲，而纵观蒋介石当权四十年，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
且蒋介石再黑，也未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夺其性命。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像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张学良坏了国家大事，让蒋介石作为一国之君颜面失尽，罪该万死。但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而只是将其软禁。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及大批的老干部更好吗？
有人曾以《两个“花园”的对比》为题谈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不同：后来担任中共《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当年在国统区办了一分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刊名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就这样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后一共换了10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宣称民主的共产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的控制异乎寻常。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据台湾媒体报导，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声激震，大雨倾盆。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样的雷雨。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介石会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对蒋有如下评价：“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分别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二次大战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华不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坚决反共抗俄，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明居正最后说，回顾蒋介石一生，最为后人称颂的是以坚毅精神力拒共产党这一西来幽灵，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成功，但他在宝岛台湾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50年来为国际称道的“台湾奇迹”，若没有他打下基础，恐怕难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毛泽东曾召集文宣部们进行内部谈话，论及蒋介石的功绩：“蒋介石有几个优点是客观的史实，我们讲史必须留心：一、北伐统一中国；二、抗日战争；三、收复台澎；四开拓海疆。1946年蒋从法国手中取得南海四岛屿，这块37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相当于三个外蒙……”
马英九认为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建设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国民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朝鲜战争方酣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的基础有很大贡献。
2011年7月，面对民进党叫嚣让马英九承担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马英九强硬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牌匾，中正纪念堂牌楼上的“自由广场”也恢复为“大中至正”。据台湾媒体报导，马英九当局的行动遭到了绿营的强烈反弹，但是却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在下台之前将“去蒋化”表演到极致，并不符合民意。现在很多台湾人对蒋介石不满，主要是他杀台独分子，而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是基本肯定的。尽管蒋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使台湾成为华语世界唯一的民主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不管各方如何认识蒋介石及其与中共的斗争，总体上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地讲，是给中国给世界送来了空前的灾难。苏联共产党以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此成了中共暴力革命的目标。综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战争，主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主掌的国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已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党，可以说，中国人民可以就此过上好日子，起码国内的战争不会有了。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像共产党打所谓的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共产党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及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残害也不会存在。
相应的，因中共而起的或者说，中共明里暗里支持的国际恐怖组织如柬埔寨红色高棉、朝鲜、中东地区、拉美地区等等的红色政权、极端组织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也不会存在，最起码是要减轻许多。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将会是另一番样子。但是，很不幸，中国没有这么幸运，世界没有这么幸运。这是《蒋介石日记》面世之后，在对中共的主要敌人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全面了解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3日，一张巨大无比的蒋介石肖像被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蒋介石的标准像首次出现在天安门上，蒋介石身着戎装，是其1944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拍摄的标准照，其时蒋还身兼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这张标准像不同于后来的悬挂方式，直接竖立在城楼上，其顶端已经到达第二层，在城楼下则大收“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在此之前孙中山去世后的1928年，孙中山的巨幅标准肖像也曾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时报》在8月24日刊发的一张图片中可见孙中山的标准像被悬挂于天安门城门的正中，两边并挂有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为中国政治的坐标，什么时候，孙中山或蒋中正的标准照悬挂于天安门上，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才会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1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