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0日讯】2005年，被视为极端反共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史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于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所谓“最为罪恶的时代”，举其大端，应该是指二十世纪曾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音译“纳粹”）的崛起、对犹太人的“工业化”灭绝、南京大屠杀、以苏联中国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其后几乎毁灭人类的冷战等等。在这个“最为罪恶的时代”中为恶最烈的，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暴虐的极权制度，以及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仇恨、冷酷、残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嫡系“老红卫兵”。
我完全赞同制度批评。是的，我们的一切灾难确实来自共产极权制度。但我同时也赞同人性批评，这是正统的共产意识形态从来激烈反对的：因为这是“人性论”，是“唯心主义”。我并非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我们身上的鞭痕出发：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命运。至少，可能不会饿死数千万人，不会发生把全国人民卷入最高权力争夺的“文革”，不会有文革中的大屠杀和大吃人。对于毛泽东的人性，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一位外国观察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出了以下的评价：
“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的说，对于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他）俨然是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彼得•弗拉基 米诺夫：《延安日记》第241页）
“毛泽东……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像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第68页）
这个人叫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联络员、塔斯社特派记者，实际上是苏联驻延安“大使”。在1942年春至1945年冬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延安中共领袖层广交朋友，和毛泽东长谈数十次之多。再没有任何一位外国观察家比他与毛相处更久，了解更深的了。而且，他的观察极为深刻，不仅揭示了延安时期的恐怖血腥，而且得到了毛登基后历史的追认。他抓住了毛泽东的两个重要特点：残忍、权力狂。他还抓住了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谈到个人、人的性格，政治就有了与文学相重叠的部分。我试着在“权力狂”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两方面来展开我的这篇随想式文章。
先谈权力狂。薄熙来正是这样一位毛泽东式的权力狂。他一旦得势，必将把中国再一次推入类似于“富田事件”、“延安整风”、“内战”、“镇反”、“反右”、“文革”的血泊。网上现在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言：
“‘薄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严家祺：《王立军代“天”惩罚薄熙来》）
“据网上消息，已被双规的薄熙来亲信交代，薄熙来王立军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他还说，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苏仁彦：《刘源涉嫌密谋，陷得很深——薄熙来和红二代的行动策划》）
严格地说，这些传言不可尽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我是一个作家，研究对象就是人物的心理、性格。这些传言与薄熙来性格与思想的主要特征相当一致。他青年时代的一个细节至关重要：为表示划清界限，曾踢断了父亲薄一波的肋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踢断父亲肋骨，还得到父亲表扬（薄一波1983年回忆文革：“……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够狠，能干大事”——作家杨光），父子二人的性格、灵魂都袒露无遗。薄熙来所为，连干部子弟圈子都不齿。这种事，在文革那种灭绝人性的时代也是极为罕见的。除此，我所知的仅有一例：我们班有一位同学曾带领老红卫兵去打他的“小业主”母亲，据说亲自参与了毒打。此事遭到全班左中右三派的唾弃，从此抬不起头，自我流放到学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一直到毕业分配。我的母校就是那个“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我们班的红卫兵又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骨干。连他们都无法忍受这种丧失人伦的卑劣。薄熙来（加上他父亲）这件事干得过于残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