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0月30日讯】当一一幕幕历史真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些碎片，却也足以颠覆我们的历史“常识”，心灵一次次被刺痛！
191、【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192、【刘少奇——悲剧中的悲剧】
他是国家主席，1969年（11月12日）死在任期内，情景比卡扎菲还惨。
1940年代，他首提“毛泽东思想”，结果死在毛泽东手下；
1958年，他要求党员做训服工具，结果在全党口诛笔伐中死去；
批彭德怀，他高调积极，结果落得比彭德怀还不如的结局。
他以死向社会证明：没有制度制衡，就没有国家秩序。
193、【国际劳动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叫“国际示威游行日”，除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利用这一天来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对自己老板的不满。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万名工人为争取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游行罢工，经过艰苦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也是国际示威游行日。
194、【危险分子】
1958年，为了“大跃进”不受干扰，毛泽东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
青海省委书记高峰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
“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195、【一代人的文革】
1962年9月，当时他只有10岁，父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他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在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他。前五个是大人，六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他只好用两只手托着。
他妈妈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他时，妈妈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一天夜里下大雨，饥饿难耐的他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跑回家。他咚咚嗦嗦地说：“妈妈，我饿。”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他知道妈妈也是迫于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当时饥肠辘辘的他，哭着绝望地跑进了雨夜，最后，躲进颐和园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
许多年后，他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
网评：
▲但愿他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在这个邪恶的体制下没有八面玲珑是上不了位的。再说他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他不变本加厉就万幸了！
▲寄希望于他公布那个时代的真相，我是心灰意懒了！哎，大陆人为何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正义良心更重要啊！此即大陆数百年来出不了真正伟人的原因吗？！
196、【三个员警的启示】
▲一个德国秘密员警。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片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讲述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红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听。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
柏林墙倒塌后，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
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两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XXX（特工当年的代号）。付款时，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匈牙利员警阿帕达•贝拉。
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分是前来度假的东德人。他们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还没等匈牙利的员警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没有人惦记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自由的土地。
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
人们摩肩接踵的从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员警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员警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员警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员警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
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随着那幅历史性的照片的广泛流传，他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柏林墙守卫因格•亨里奇。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在后来的审判中，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审判时严正指出：“作为员警，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无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第二个员警，让人想起了苏联的“8•19”政变。
1989年8月19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此刻，受命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议会大厦，并将叶利钦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
但“阿尔法”小组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命令时，意识到此举必然导致平民流血，而且将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执行这个命令。”
小组二十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并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第三个守卫，让人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写的回忆录。虽然各人所干的坏事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转弯抹角地把主要责任都归咎于时代与“上面”，他们只是忠实地执行者。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审判时说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
然而，当良知（如果他们还有的话）和“上意”冲突之时，他们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服从“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会哪怕把枪口抬高一毫米。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的红笔之下被残杀的！当我们仰望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云峰、张志新、李九莲……时，怎么能够放过这些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帮凶？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实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这个体制所有的事情都是个人做的。如果个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做妨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197、【时势英雄】
1991年8月21日，前苏联局势严峻，国防部长亚佐夫奉命调军除镇压示威民众，他拒绝：“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
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克里姆林宫？”他声明：“不，不会的！”
之后入狱。13年后，普京总统向亚佐夫授勋，表彰他始终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的壮举。
198、【《中华民国宪法》之军队国家化】
《中华民国宪法》第138条：“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139条：“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199、【我这一辈子就打这个官司了】
“我这一辈子就打这个官司了，我没别的想法了。”
整整27年，为了查清儿子的死因，李裕芬四处奔走、不断申诉。到2009年，她已77岁，成了名乞丐。
儿子范李，走着进派出所，8个小时后，抬着出来，全身8处伤痕，公共安全专家咬定是服毒自杀，检察机关通知不予立案……
200、【爸爸，我想睡觉了】
“爸爸，我想睡觉了。”2008年4月22日，13岁的戴文锋说完这句后永远的睡着在爸爸的背上，睡着在越秀北路路边榕树下。
11个月大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时断时续的治疗让他走过了13个春秋。前几天，病情愈发严重，父亲戴伟金背着他来到省人民医院，然而因为无钱住院只好又背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