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11日讯】一、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三十年，由于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与封建制度的“几品官”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将封建制度的品级制改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是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实行，现在却已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除民营企业外，举凡学校、医院、国企、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里的负责人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不仅按其等级领取工资、同时也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一切官员都按级别定有严格的座次顺序和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是否享受专机专列、公馆别墅、秘书警卫、厨师保姆等服务，全看他的官位级别的高低。因此级别高的干部由于占有更大的人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所以就自认为与凡人不同，从而可以傲视下级和民众，过着特权的奢华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必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多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和滥发奖金福利，从2006年至今每年都已突破2万亿元，相当于每年全国财政收入的50%。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的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均已突破1,000亿元，遗憾地是官方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化的国企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金融、外贸、地产、能源、军工等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约有85%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人，其中高干配偶或子女有20多万人。特权垄断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每年在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银行和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
四、不公平的社保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21%，农村有53%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有病等死的人占60%。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高干病房，一年开支就达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其医疗待遇一律不变。因此，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已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7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五、役民化的司法制度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拆迁，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化和农村人的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降变为7：3。
七、特权化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中国的高等院校也处处渗透权力，国办、部办和省办、民办的高校都分三六九等，建国以来，北大物理系培养出的22位院士，不当官的仅有4位。高考分数线的歧视规则也长期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众所周知，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始终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的多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入读北大和清华！
八、无杂音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和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有悖社会稳定的“杂音”，不敢报导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在社会文化领域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国民关注的8亿农民中的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6,000万残疾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等社会问题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急待实施，具体措施为：
一、应当取消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科研事业单位负责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所有省部级以下干部在职或离休后的公款福利特权；
二、应当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并向国民公开；
三、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国企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
四、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
五、建立必要的司法独立制度，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六、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
七、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职称评定；
八、制定《新闻法》，取消对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
总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让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小康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