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47）
一九六九年，我父母、姐姐、弟弟京明和我一个接一个地被撵出成都。发配到四川偏远地区。那时，千百万城市居民被下放到农村。这样，年轻人就不会再呆在城里“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我父母这样的成年人也有了一个去处。过去的共产党机构现在被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代替了，以前当官的现在全无职无位了，让他们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倒是一个简易的解决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我们到农村是去“改造”。毛泽东说每个人都要“劳动改造”，但他从来不解释两者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人敢请他说清楚，甚至想一想这个问题也算“犯上”。事实上，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落户农村，是一种惩罚，最明显不过是的：（此处删去一句），那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军队里的军官，都不用到农村改造，他们的孩子也大都没去。
我们家最先走的是父亲。一九六九年新年刚过，他就被发配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南的西昌地区米易县。那里是最偏远的地方，今天是人造卫星的发射基地。它距离成都有三百哩，当时不通火车，坐卡车翻山越岭要花四天。在古代，此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据说这儿山林谷壑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瘴气”。
前省委的干部们在这儿建立了一所“干校”，在中国起码有好几千个这样的农场。它们并非学校，也不专为共产党干部所设。作家、学者、科学家、教师、医生、演员，在愚昧至上的新秩序下，都变成无用的人，都被发配到这类地方来。
来“干校”的人不仅有像我母亲这样的“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绝大部分政府里的造反派也落到同样的下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容纳不下他们，因为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得包括工人、学生背景的造反派，外加军人。“劳动改造”成就了处理剩余造反派的现成方式。我父亲部里只有少数人留在成都，姚女士算一个，她准备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她不再当造反派头目了，此时所有造反派的组织都解散了。
“干校”不是集中营或劳改营，但是它们与外界隔绝，成员们被限制了自由，在严格的管理下做笨重的体力劳动。中国每块可用耕作的土地都挤满了人，所以“干校”只能建在荒凉地区或大山里，“学员”们得种粮养活自己。虽然他们仍拿工资，但是什么也买不到，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让我父亲收拾行装，在去米易前几天，他被放回家了。回来后他只想一件事：看看我母亲。母亲仍在关押中，父亲怕自己将来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写信给革命委员会，语气尽可能谦卑，求他们准许让他去见她，但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关押我母亲的那个废弃了的电影院坐落在成都市从前最繁华的春熙路。我弟弟京明经常出入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黑市就在旁边不远处。他几次看到母亲和别的被关押者排成一行拿着饭盒、筷子去食堂。由于电影院食堂不是天天营业，他们间或得外出到另一家食堂进餐。京明的发现意味着我们有时能在街道上看见母亲。要是她没有和其他在押者一齐露面，我们就焦急万分，不知她怎么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虐待狂看守在处罚她，让她挨饿。但可能第二天我们就见到她了，在一队十几个沉默不语、神情黯然的男女中，低着头，戴着白袖套，袖套上是四个黑色大字：牛鬼蛇神。
我和父亲去守候了几天，从凌晨等到中午，但是她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在街徘徊，在结霜的人行道上跺脚取暖。这天早上，当浓雾消散，毫无生气的水泥楼房显现时，母亲出现了。她已有好几次在这条街上看见过她的孩子们，所以此时两眼飞快地寻找着我们的身影。当她的眼睛遭逢到父亲时，两人的嘴唇都微微颤抖着，没有发出声音，他们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直到看守喝令我母亲低头。我母亲转过街口消失了，父亲依然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望着。
两天后，父亲走了。尽管他显得很平静，我看得出他的神经綳得紧紧的。我很担忧他的精神病会复发，特别是他要去“干校”，将在孤独中承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家人在一旁支持、安慰。我决心尽快去看他、陪他。但怎么去呢？通向边远地区的长途客车早就不开了。几天后，当我得知我们学校的学生将去宁南县，离我父亲干校只有五十哩时，我很高兴。
一九六九年一月，成都市所有的中学生都被送到四川农村。我们得和农民一起生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他们究竟教育我们些什么，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毛泽东只是一再说受过教育的人比文盲农民更愚蠢，需要改造得更像农民。他的一句名言是：“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所在的中学和姐姐的中学都满是走资派的孩子，自然被发配到最荒凉的地区去。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孩子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接受再教育”，他们当了兵，这是当时唯一的、比下农村更舒适的选择。从那时起，某人重新得势的征兆之一就是他的孩子参了军。
文革中，全国约有一千五百万青少年被送到农村，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这次行动组织之迅速，之井井有条，说明文革的混乱其实是在控制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补助金，用以买衣服、被子、床单、箱子、蚊帐以及包裹铺盖卷的塑料布。连发胶鞋、水壶、手电筒这样的细节也注意到了。大多数东西都得专门生产，因为它们在货架空空的商店里买不到。贫穷家庭的孩子还可以申请额外的津贴。下乡落户后的头一年，由国家供给我们零花钱，定量的食物，如大米、食油和肉等。这些钱、物从落户的公社领取。
大跃进起，农村组成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包含许多村子，大约有两千到两万农户。一个公社管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成若干生产队。一般每个生产队就是一个村子，是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在我们学校里，最多八个学生安插到一个生产队，可以选择同伴自愿组合。我选择了小拦子的同班同学。我姐决定和我一起去，而不跟她的学校走。政策允许“投亲靠友”。我弟弟京明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他不到十六岁，所以留在成都，十六岁是下乡的起码年龄。小胖子也不用下乡，她是独生女，政策准许她留在父母身边。
我盼望去宁南。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体力劳动的艰苦。按我的想像，下乡是去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远离政治。一位来自宁南的公社干部给我们讲话，描述那里的亚热带气候：湛蓝的晴空，硕大的红木棉花，一串串的香蕉，金沙江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微风吹过江南，荡起道道涟漪。
长久以来，我生活在一个阴沉沉、雾濛濛、满街白纸黑字大字报的世界里，阳光灿烂、万紫千红对我来说像是一场梦，我一边听那位宁南县干部在台上讲，一边在下面想像自己坐在奇花遍野的山坡上，脚下是金光闪闪的金沙江。那人如提到“瘴气”，我曾在古文中读到它，一听更觉得这个地方古老、神秘了。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疾病的可怕，心目中的危险仅限于政治运动。我急着赶快出发，另一个原因是以为距离父亲很近。我没想到宁南和不远的米易之间隔的是一万多米高的无路可通的崇山峻岭，对地图我从来一窍不通。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我的学校向宁南开拔。每个承重可以带一只箱子和一个铺盖卷，坐在卡车上，每辆卡车约装三十个学生。只有几条凳子，大多数人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一串卡车在乡间公路上颠簸行驶了三天，把我们载到西昌边界。过了成都平原后，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南走，翻山时卡车得系上链条、我背靠着车尾坐，看鹅毛大雪和冰雹如何把世界恻白，又如何一下子变成了蓝天和耀眼的阳光。大自然变幻无穷的美丽使我目瞪口呆。西边远处矗立着一座山峰，有两万五千多米高。在它之外是古老的山野，世界上许许多多植物都发源于此。我来西方后才知道每天看到的花卉，如杜鹃花、菊花、大多数的玫瑰花都发源于此。那里也是大熊猫的生息之地。
出发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叫石绵县的地方，这是以该地主要的矿产石绵命名的。在山间公路上，车队停下来让我们上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两个泥巴窝棚，里面是一排挖在地上的坑，坑里爬满了蛆。如果说厕所里的情景令人作呕的话，厕所外面所见的让人恐怖，这里的工人脸都像死人似的灰白——铅的颜色，个个表情呆滞。我吓坏了，问负责送我们去目的地工宣队员东安，这些像僵尸一样的人是怎么回事。东安说他们是犯人，石绵矿有剧毒，主要由服苦役的犯人来采，在几乎无任何安全保护和卫生环境下干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眼看见中国的劳改营。
第五天，卡车把我们送到一座山巅的粮站，目的地到了。大吹大擂的下乡落户光荣的宣传，使我以为会有一个敲锣打鼓的大会迎接我们，给我们戴大红花。但是，欢迎仪式只是一个公社干部来粮站接我们，他结结巴巴说了一通报纸上面的话。还来了一群农民帮我们提行李，他们面无表情，说的方言也令我们莫名其妙。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