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莫桂英纽约报导） 只要是出门，哪怕只是去街角的小卖部买些牛奶，24岁的尼古拉斯‧皮尔特（Nicholas Peart) 也一定会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因为他知道当被警察问起，他首先要出示他的身份证。皮尔特还知道，在一些街区如果他身穿正装或是手拿瑜伽垫，就可以减少他被纽约警察（NYPD) 的拦截，询问或是搜查的概率。
“我的确不应该改变我的穿衣风格，可这是我的命运。”皮尔特说，“当你在大街上被警察拦截这么多次，你就会开始明白他们（警察）在想些什么。”
皮尔特说在他的18岁生日那天的凌晨，他和他的朋友坐在96街和百老汇街的交叉口的长椅上，6个纽约警察走过来拿枪指着他和他的朋友。警察们对他们询问了一番之后发现他们没做任何错事，就放了他们。
皮尔特说这次的经历让他觉得他根本不属于96街，因为那里是白人区。“如果有6个大人认为我不属于这里而且怀疑我是嫌疑犯，那我应该怎么想呢？”
在2011年12月，被太多次与警察打交道而受到打击的皮尔特开始在纽约时报撰写一个专栏。在 2013年3月，皮尔特在倍受关注的弗洛伊德对抗纽约市（Floyd v the City of New York) 集体诉讼案中作证，引起了更多人们对拦截和搜查中的种族相貌问题的关注。
每年都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被警察拦截，皮尔特仅仅是其中之一。在被拦截的人中，有53%是黑人，有31%是拉美裔人。在这些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渴望改变这一现象。即便受到市长和警察局凯利（Ray Kelly）的阻拦，市委员会（the City Council）通过了立法，旨在帮助这些人们。
经过了数月的激烈辩论和反驳，在6月26日的深夜会议中，市议会通过了两项投票同意的法案，一个是创建一个监察纽约警察局的办公室（IG：inspector genera）的40-11法案，另一个是加强反种族歧视的34-17分析法。
监察长是由市长任命，他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对纽约市警察局的监督，包括调查拦截和搜查的政策。约翰杰伊学院的种族、犯罪与司法中心主任—约翰布朗（Dr. Delores Jones-Brown）博士指出该法案会给人们一个在警察部门之上的格外的保护。
当公民感到被不公平地拦截，他们可通过这个种族相貌法而采取法律措施举报这个城市。然而，市长彭博一直坚决反对这项法案，他认为这个法案终将使城市灭亡。
这项新法律将为纽约人民提供追诉权，如果他们觉得被拦截是因为相貌问题。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措施将增加警察拦截路人的质量。在2012年的532,911起拦截中，只有32,206起的被拦截的人真正被逮捕。
“人们不是因为被拦截而产生抵触情绪，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被拦截，”约翰布朗博士说。
●新的秩序
目前，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被纽约警察冤枉了，他们可以向纽约警察的平民投诉审查委员会（CCRB）申诉。皮尔特说，在他18岁生日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便提出了申诉。然而，那个警官获得免罪。这让他觉得，如果警方可以这样“轻易得逞，那我什么也做不了。”
当被问及如果这个法律已经成形，他是否会为了他18岁生日发生的事起诉纽约市，皮尔特说他不知道。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关于道德准则的问题，”皮尔特说，“这项法律会带来改变。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城市拦截和搜查，那我们应该用一个更人性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凯伦马蒂斯（Kareen Mattis）和皮尔特住在同一个街区。他说他支持这项法案做为抵御滥用法律的一种手段，但他警告说这个社会需要被教育，“我不希望法律被滥用，”马蒂斯说。
法律是一个开始，但许多受害者和改革的支持者认为，改变心态才是真正改革的关键—但改变心态比改变法律更难。
●警民关系
彭博任期内，拦截和搜查事件大幅增加，从2003年的约160,000到2011年的近700,000。它塑造了许多年轻黑人和拉美裔人看世界的方式，并展现了警方与社区的互动。
马蒂斯对法律本身会奏效持怀疑态度，“他们总是会侵犯我们的权利，”马蒂斯说，“即使他们改变了这个，他们（警察）还是会找到另外一种方式的。”
这种心态在大多数年轻的黑人中很常见。哈林兄弟姐妹会的联合创始人雷泽瑞怀特（Khary Lazerre White）一直在帮助被拦截和搜查的年轻人走出阴影。
“人们被过度管理致使他们觉得就算是走在大街上，他们都会被当作嫌疑犯，”怀特说，他认为，这个新法案会有效，但是只是改变的一小部分。
皮尔特和马蒂斯希望看到警察能够更多地参与和融入自己的社区，并愿意在社区内提供帮助和调查。
“如果他们（警察）不愿意来哈林，他们就别来，”皮尔特说。
●犯罪率
彭博和凯利局长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警察的拦截和搜查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工具。他们指出2012年的谋杀率的历史新低可以作为证明。可以说纽约的街头是几十年来最安全的，彭博指出如果减少拦截和搜查，犯罪率会重新飙升，使这个城市像原来一样有三位数的谋杀量。
2001年是彭博上任的第一年，当时的谋杀案件数是649起。在2012年，有419起。于此同时，有记录的警察拦截在不断增加。直到2012年，拦截次数减少的同时谋杀率下降仅仅发生过两次。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被激烈辩论，拦截和搜查的倡导者说，谋杀率下降是因为罪犯吓坏了。反对者则称犯罪和拦截没有直接联系。
下一任市长上任后可能会决定减少拦截和搜查的数量，他或她也许可以增加拦截的质量。现在的两个新的工具现任市长还没有用到。
许多政治家们已经在这次市委会立法之后做了各种统计。皮尔特只是希望人们会看看数字背后的含义，以及这所代表的人群。
“我们不是纸张，不是财政，不是数字，”皮尔特说，“我们是一个社区。我们是人。”
（责任编辑：索妮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