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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论研究 应破除比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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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至中台北19日电)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余英时今天表示,学者做研究难免比较中西异同,但“比较”必须尽量避免流为“比附”,把西方当成先进的典型。

余英时昨天出席唐奖颁奖典礼,致词时指出,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到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已有十分重大的改变,学界承认中国文明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方式。

余英时今天在台北发表“中国史研家的自我反思”专题演讲,进一步阐述上述观点。他强调,考古和史学研究已证实,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且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他就曾将中国文化特色追溯至孔子出现前夕的“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时期”。

余英时认为,研究中国史需重视中国独特的途径,但不能采“孤立主义”,因为独特性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对照下,才能坚实建立起来。

余英时认为,比较中西文化仍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比较”不能流为“比附”。后者是学界常见的弊端,例如早期马克思史学派,假定中西寻同一历史规律演进,但中国远远落在西方后面,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

余英时反对“比附”西方,他举例,民主在“概念”上是西方的,但“内容”却可能是普世的价值,中国儒家就非常重视人的尊严,“民主的一些重要价值,对中国人来说并不稀奇。”

余英时认为“比附”最大的问题是,至今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成功建立起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规律。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惯性的规律(general laws)”,史学则只能建立“通惯性的概括(generalization)”。

但余英时也提醒,研究中国史不能孤立,不管其他文明的比较,尤其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的中国,也不是东亚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就像贝多芬的音乐不是西方的,而是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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