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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时﹐已经是文革中期了。 我所在的公社中学里﹐有一位姓柯的老师。 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可是﹐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形象。
我不记得柯老师的脸。原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柯老师无法站立﹐也无法走路。他的腰被打断了﹐据说是被他的学生们打的。他的罪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柯老师每天上食堂去买饭﹐不是走﹐也不是爬﹐是“蹭”﹕他在屁股下面垫一块木板﹐两条胳膊下面各垫一块木板﹐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每蹭一点都非常艰难﹐因此他蹭得非常慢。经常是我买了饭﹐吃完了回宿舍﹐看见他还在一点一点地蹭。天不好时﹐他破旧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水。 他从来没有抬起头﹐看看从他周围跑过﹐走过的学生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他。对于我们﹐他不过是个已经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
慢慢地我长大了。慢慢地我开始懂得以前不懂的概念﹐比如说“生命的尊严”﹐比如说“生命的价值”﹐ 比如说“爱”和“悲悯”﹐比如说“忏悔”。
“忏悔”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忏悔”是直接面对自己的过错与罪恶﹐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是把自己的灵魂架在炼狱之火上面煎熬。只有经过这样的拷问和煎熬﹐灵魂才能够得到净化和升华﹐生命才能够获得尊严。然而﹐“忏悔”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忏悔”是为了学习。只有面对罪恶﹐承认罪恶﹐从中学习到什么﹐领悟到什么﹐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才有可能防止罪恶的循环。
几十年来﹐我常想:是什么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柯老师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视为理所当然﹖是什么使我们的那些“革命家”们﹐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剥夺别人的生命和尊严﹖谁能说﹐小人物的痛苦就不算痛苦﹐可以忽略﹐可以不必理会﹖正是无数小人物的痛苦﹐相加而成了民族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 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从文革的苦难中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们如果不敢﹐或不愿直面罪恶﹐不敢烤问我们的灵魂﹐我们如何能打破罪恶的循环﹖﹗文革之后才多少年﹐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普通法轮功弟子们的痛苦﹐而这次﹐又有多少人直面他们这些小人物的痛苦﹖我们有什么权力来决定他们的信仰﹖这是不是又一次循环﹖我们要经过多少次这样的循环﹐才能有勇气拷问我们的灵魂﹖才能了解生命的尊严在于具有忏悔的勇气和能力﹖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在“抢占道德制高点”﹐我只能说﹐我终于从柯老师的悲惨遭遇中学到了一点﹕我不应该对他的痛苦视而不见﹐我不应该视他的痛苦为理所当然。因此﹐我不再会跟随在任何堂皇的旗帜之后﹐为小人物的苦难欢呼。我不管当政的是什么党﹐我对它支持或反对的标准只有一个﹕它是否保护公民的权利。共产党做到这一点﹐我就坚决支持共产党。
我们当然可以用任何借口逃避灵魂的烤问﹐但是﹐如果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过错﹐如果我们不敢忏悔﹐我们就无法从苦难中学习﹐如此﹐我们就无法走出暴力和苦难的循环。
2002/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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