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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5日讯】据明报3月5日报导﹐教授陈坤耀教授认为，港英政府时代，的确为今天的经济问题埋下了三枚地雷，即教育、科技及财政制度，结果在回归后因金融风暴引爆，又遇上资讯科技革命，令潜伏的问题暴露无遗。陈教授解释﹕
一、普及教育，质素未能保证﹕政府在将精英教育转为普及教育的过程中，未能保证成功及质素。当时政府以为普及教育，即令教育规模增大，单位成本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精英教育时，学生是精英，不用花太多钱他自会成功，但普及教育后规模虽增大，单位成本反会上升，因学生不再是精英，要花费更多资源才可教育他们成才。
虽然九十年代教育投资大大增加，但主要花在大专教育上，而大学的质与量确有上升，但基础教育的人均资助却没有增加，甚至可能下跌了。
其实，当年大专教育普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八九民运之后，香港有很多专业人士移民，前港督卫奕信担心香港失去“功能核心”，因此大量培训人才，城大法律学院及中大医学院因此获得大力栽培，谁知今天人才回流，造成供应过多。
二、未曾落实科技政策﹕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能源危机时，曾想过要工业多元化，培育香港科技根基。74/75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非正式统计达10％以上，但一年后就复苏了，经济增长还达到18％，工业多元化的报告在七九年出台时，刚好碰上中国改革开放，制造业可以维持原来档次搬厂回内地生产，借廉价土地和劳工发财，根本不用提升技术，工业多元化报告刚发表就已经过时了﹗结果港府亦没有再想要发展科技，唯一落实了的，就是搞科技大学，但今天科大最出名的却是会计财务商科课程﹗香港并非要建立很强的科技根基从事发明，但最少要有能力追上别人的发展，懂得应用，但今天连这能力也没有。
三、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地产﹕港英政府财政政策，带有内在不可长久维持的问题(built-inunsustainable)，过分依赖地产及相关行业的收入，如印花税、地产、建筑公司、地产代理等利得税，约75％税收均与地产有关，在彭励治年代，卖地收入高达政府收入25至30％，因此，今天的赤字问题完全是可以预见的，公务员开支等都只是次要原因。
即是说，当时香港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其主要社会资源都由政府垄断，由政府分配，即使计划经济体系也没有这么严重，因此当地产泡沫爆破，根本不可能没有赤字出现。
这三枚地雷，在九七后的亚洲金融风暴及资讯科技革命中被引爆了，将香港的弱点充分暴露。陈坤耀强调，这说法并非为董先生辩护，而是觉得董先生真的很惨﹗
他进一步解释，香港的地产其实十分脆弱，因购买房屋不外三个原因﹕一、投机炒卖﹔二、储蓄﹔三、真正住屋需求，而第一及第二项需求均十分脆弱。而九七前地产大幅上升，并非全是政府的错，其实与联系汇率及中国经济起飞有关。
九七前，大家都知道联汇不会改变，但当时却有通胀，在通胀时货币却不可贬值，唯一的结果就是资产升值。另一原因，是中国经济起飞，大量资金涌来香港，令地产不断上扬，前港督彭定康一度想降温，但无法扭转市场高涨的情绪，到九七过渡将至时，更不会遏抑楼市，但楼市狂升其实是没有真正需求支持的。后来，市民对楼市必升的信心没有了，中国整顿金融系统后，资金涌来港的情??减少了，东南亚资金来港亦减少了，所以，地产市道的衰落，在五年前就可以预见的，既不可能亦不应该回到九七年那种泡沫去，有学者提出，恒指重见两万点，楼价两万元一呎，香港经济便搞掂，这是错的，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维持。
后来的新经济资讯科技革命，对香港“再踩一脚”，因为资讯科技转变，令许多原来无法搬移的服务业都可以溜走，要生存不能再靠一两门专业知识，必须有适应转变的能力，传统上以教授技术为主的教育已不足够，要朝创意、通才等方向发展。
香港另一问题是内部缺乏竞争。资讯科技的变革令全球竞争更激烈，但香港内部并不开放，缺乏竞争，影响了对外的竞争力。香港的官员仍不明白，仍然误解竞争力的意思。他们常说根据很多调查，香港有甚高的竞争力，但我指的是内部竞争，而非对外竞争力。过去香港正因市场不开放，别人必须加入你的联盟，因此引致你有高的竞争力，但在资讯科技革命的年代，只有内部有足够竞争，对外才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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