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09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ADAM MOLON报导／原泉编译）“你我都知道”，李（克强）回答说……“生米煮成熟饭了。”这句俚语以低沉的声音说出来时，在汪（洋）的耳边犹如一声炸雷。
“确实如此。”汪回应道。这是他要说的全部，听似无关痛痒的“生米煮成熟饭”是他们之间商定的暗语，用于实施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制定的大胆的应急计划。他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放缓是在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所毒害的环境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在某些时候会相互作用，从而引发危机。他们早就下定决心，抓住这个时机，把习近平赶下台。习的政策将中国困在死胡同里，这将提供一个走出困局的办法。习的中国梦是一场醒着的噩梦。
以上是罗杰·盖思德（Roger Garside）的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节选，描述了中共两名高官、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常委汪洋，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将习近平赶下总书记的位置，带领中国进入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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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想像中的政变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场景，但使用了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盖思德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英国驻华外交官，他在1968年见到了毛泽东，并在1977年与邓小平共进晚餐。盖思德说，在洞悉中共领导人的心理，“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中共领导人的内心，和他们公开行动的幕后”这些方面，他的书算是“第一部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
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盖思德解释了他为什么相信，被他称为“极权政权”的中共一党统治很快就会终结，并具体说明了包括美国及其盟国在内的各国，可以利用经济“武器”，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从中共（独裁专政）到自由和民主的“伟大飞跃”。
盖思德在20世纪50年代末担任英国陆军军官，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是在香港通过一副军用望远镜，他在众多中国问题专家中，具有罕见的特别之处，那就是他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和毛死后，在中国实地经历了关键的历史时期。
在伊顿公学毕业后，18岁的盖思德应征入伍，并很快被委任为驻港英军廓尔喀旅（Brigade of Gurkhas）的一名军官，该旅主要由来自尼泊尔山区的廓尔喀人组成。在服完兵役并随后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盖思德在1968年至1970年期间，担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期，他拍摄了一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当时很少有西方人能进入中国。
在北京的第一个外交职位结束后，盖思德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管理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他随后在华盛顿特区，帮助管理世界银行向泰国提供的贷款项目，然后于1976年到1979年回到北京，再度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
1977年末，在主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访华期间活动时，他与中共未来的领导人邓小平共进晚餐。1981年，盖思德广受赞誉的第一本书《复活：毛泽东以后的中国》（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出版，他当时正在加州蒙特雷市的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任教。
盖思德说，他在新书中描述的虚构的政变，只是中国可能结束中共的压迫性统治，并开始向民主过渡的一种可能情况。他承认，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变》一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读者的质疑，但他指出，1991年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可能会说，‘在中国搞政变？不可能的事儿，中共政权繁荣强盛、掌控一切，多么荒谬的想法。’”盖思德说，“没有那么荒谬。”“请记住，苏联制度研究者在1991年1月未能预见到年底会发生什么。”
盖思德说，希望他的书能在他所说的“伟大的觉醒”（great awakening）中发挥作用，这种觉醒正发生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是对中共对世界构成的威胁的觉醒。
他说：“我看到美国及盟友对中国、中共过于自满……需要警醒。”
在《中国政变》中，盖思德写道：“当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信任和友谊遭到背叛时，地球上没有人比他们更不宽容了。如果没有中国的系统性变革，他们的信任将无法恢复。”
他对此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美国率先对中共的系统性欺骗和盗窃行为，以及中共对全球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持续攻击做出了回应。
他指出，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共不守规则的行为采取了强硬行动，特别引用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的中国政策和立场，表明了美国人，包括有投票权的选民和企业领导人，“感到被背叛和愤怒”。
盖思德在谈到美国2001年将中国引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努力，以及中共随后违反协议和滥用其在WTO中的地位时说，“（中共）背叛了他们为加入该组织而签署的条约，这个指责恰如其分……你只要把自己放在那些从事经营的人们的位置上就会明白，他们受到了伤害。”
在谈到中国人民被政府强制支持中共时，盖思德谈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不得不培养出表演技能”，并表示中国有大量民众，暗地里渴望他们尚未实现的政治变革。
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应该通过实施一项精心制定的战略，包括使用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作为“武器”，帮助中国人民实现政治变革。他表示，“我们正在为自由而战，一场全球争取自由的斗争。”
盖思德说：“这个科技极权的（中共）拥有强大的控制手段，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中国内部的任何运动都很难实现中国的解放。”“我们拥有巨大的经济资产，可以利用这些资产，与那些希望中国改变的人走到一起。通过富有想像力和大胆的方式使用它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后，再以一种更集中、更短期的方式……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中国国内那些希望变革的人能够行动起来。”
在《中国政变》中，盖思德突出地引用了2020年通过的立法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该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国公司，披露它们是否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并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详细的财务审计报告，那些不遵守规定的公司将被除名。
“另一个手段是拒绝中国的银行进入国际银行体系。”盖思德告诉《大纪元时报》，他指的是几家中国银行被指违反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经济手段制裁这些银行。
盖思德还指出，政府有必要限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并对既得利益者进行教育，他们将需要放弃短期经济利益，以保护长期利益。他说：“政府必须表现出实施其战略的决心——针对国内利益表现出决心，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制造商或贸易公司，将他们投资与（中国）军队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定为非法。”
他强调，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对于保持反对中共恶劣行径的强大统一战线非常重要，并强调了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的重要性，包括五眼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通常被称为“四方会谈”（Quad）的“四方安全对话”。
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必须采取持续、积极的方法来面对中共的全球挑战。
“我们不能自满，不能只是对自己说，‘哦，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是好人，我们相信民主和法制’。是的，这些都是好东西。”盖思德说，“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有富有想像力的战略，找到中共政权防御中的弱点。”
原文：‘China Coup’ Author Roger Garside on How to Help End CCP’s Rule,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Interview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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