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01日讯】（美联社报导/大纪元记者高杉编译报导）长期以来，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一直依靠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保密的内部报告系统——内参，来了解被认为过于敏感而不为公众所知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收紧审查制度并巩固其统治，中共的学者和记者表示，即使是这个内部秘密报告系统，也难以再给出坦率的评估。他们说，由于缺乏信息渠道，北京当局越来越多地、凭借主观自上而下地做出决策，并且很少能够得到来自下面的反馈，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这一点反映在从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到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处理方法等方方面面。
2019年底，当中共病毒首次在中国武汉被发现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女记者廖君（音译：Liao Jun）向两个截然不同的受众讲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故事。
廖君在向公众报导的新闻中强调，该病毒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在给中共高级官员的另一份机密内参报告中，廖君采用了不同的语气提醒中共政府，一种神秘、危险的传染病已经爆发。
她给中共高级官员的报告，是一个强大的中共内部秘密报告系统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执政的共产党一直在使用这个内参系统，来了解被认为过于敏感而又不愿被公众所知的问题。中国的很多记者和研究人员都需要向中共高层官员提交这种秘密公告，以确保中共高层能够获得执政所需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在公开的报导中会遭到新闻审查。
但是，十几位中国学者、商人和国家级记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均表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逐步巩固他的权力，这个内部报告系统越来越难以提供坦率的评估，因为任何质疑党的路线的说法，即使是在秘密报告之中，都会使记者本人面临风险。
鉴于中共高层政治的隐秘性，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变化的影响如何。但其风险在于，从中共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到其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态度，在作出决策时，它都存在着信息不足的问题，而可以获得的、来自下面的反馈则更少。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杨大利（音译：Dali Yang）对此评论说：“手握大权的领导人变成了（这种情况的）人质。他们实际上像是生活在茧中：受到了保护，但也被屏蔽了本应开放的信息。”
中共高层获得的这些内参报告中的内容，大多都被列为国家机密，其中包括在许多其它国家被认为是新闻业应主要报导的内容：腐败、罢工、公众批评、工业事故等等。
中国各地的报纸、智库和大学都有自己的秘密报告渠道，向地方和省级官员发送情报。
但也有少数媒体，如新华社和中央控制的《人民日报》，会直接向中共的最高统治者提供情报。他们的机密报告甚至会导致地方及国有企业官员下台、会改变某些政策，并因此发起诸如反对贫困和浪费等运动。
共产党称这个内部报告系统为秘密武器，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将宣传系统视为其“喉舌”。
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媒体问题专家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表示，那些撰写内部报告的人往往是具有思想和批评性的。
但即使他们拥有国家的支持，也可能会因此面临威胁或恐吓。地方官员们会采取极端措施，以期阻止坏消息传到他们的上级那里。
阿尔佛雷德·吴（Alfred Wu）表示，习近平非常熟悉这种内部报告系统的力量。吴是一名前中国记者，当习近平在福建省执政时曾与他会过面。习近平当时一直努力加强自己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媒体与北京高层有着直接的关系，并有能力影响他未来的前途。
吴回忆说：“他总是会与记者打成一片，与他们进行社交活动。习近平的街头智慧对他帮助很大。”
2012年上台后，习近平开始扼杀不同意见，并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将政治对手关进监狱。镇压行动使记者们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在内参中报告的内容。
一位因内参报告而知名、曾帮助扳倒了一家国有企业高官的新华社记者，现在已经不再发表文章。据他的一位亲近助手解释说，原因就是风险太大。
此外，这个内部秘密报告系统也很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各地官员和商人都在试图操纵它，以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游说。在一次事件中，山西省官员向内参记者提供了现金和金锭，以便掩盖一次造成38人死亡的煤矿事故。
习近平的打击行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也使习近平的许多竞争对手被迫靠边站，并使那些不愿意在没有高层明确许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低层官员的工作陷入瘫痪。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这也使内参报告发生了扭曲。
几十年前，官员们很少有办法能够知道普通人的想法，这使得内参报告成为了很有价值的观察渠道。但《人民日报》曾写道，互联网“给了每个人一个麦克风”，它导致信息爆炸，也使得内参报告难以对海量网络信息进行分析。
与此同时，互联网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威胁。批评者们能够在网上聚集，借此组织起来挑战中共政权。
习近平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加强了大数据分析，以驾驭巨大的信息浪潮。
他还发起了一场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并启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络审查员。最早被拘留的是一名指控中共官员腐败的调查记者。
因此，虽然内部报告现在大量采用网上信息，但由于互联网本身已被严格审查，这可能会导致被送到高层的信息出现扭曲。
一位现任和一位前任中共国家媒体记者都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电子监控也变得无处不在。这使得对敏感信息的分享变得更加艰难。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授权向外国媒体发表讲话，所以他们的上述表态都是匿名进行的。
因此，人们会选择隐瞒关键信息。而有时，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武汉病毒爆发的早期，新华社女记者廖君报导了八名“造谣者”因散布“虚假信息”而被捕的消息。廖君据称是首位将这些“良心吹哨人”称为“造谣者”的中共记者。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造谣者”都是医生，只是在网上聊天时互相警告，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出现。廖君的报导阻止了其他人的发声，迫使所有人都三缄其口，同时使得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于病毒的传播视而不见。
中共国务院的信息部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新华社没有立即对美联社的置评请求作出回应。
关于中共病毒的故事说明了这个内部秘密报告系统的一个悖论。控制得越严，报告就越有价值。但同时，更严格的控制也将使中共更难以获得可靠的信息。
对中国学者的采访表明，当涉及到高层做出的决策时，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任何进行讨论或纠正方向的余地。
北京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在习近平与莫斯科“合作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下，中共的官员们纷纷就莫斯科对西方的不满表示同情，并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虚伪的恶霸”，将北约描绘成“侵略者”。
而在私下的交谈中，许多中国的外交政策专家都表达了与党的路线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说，这种多样性的观点都无法传达给中共的领导人。
许多专家担心，中共与俄罗斯抱团站在一起，已将中国与欧洲越来越疏远。此前与欧盟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欧）投资协议，现在看起来都已几近夭折。而欧洲正日益将其对华政策同中共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接轨。
中国的一位学者为了让人们听到他的观点，甚至不惜冒了很大的风险。中共体制内学者胡伟（音译：Hu Wei）3月份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莫斯科发起的这场战争，并指出北京应该站在欧洲一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员赵通（音译：Zhao Tong）对此表示，胡伟选择在网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担心，他的上司不会批准这样一份内部报告。他认为，即使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遭到审查，它也可能会引起高级官员的注意。
当时，有10多万人在网上观看了胡伟的这篇文章。但在几小时后，该文章就遭到了封杀。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