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Christy Chan，一个从香港过来温哥华的女生，她所经历的，是几百万香港人在2019年曾共同经历过的，是数十万香港人正在或可能将经历的。7‧21元朗袭击事件三周年之际，她呼吁在加拿大的港人同舟共济，继续为香港发声。
与香港的情意结
Christy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对于香港有一个情意结。所以突然决定要离开香港，她内心其实是很挣扎与不舍的。
令Christy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原来是不太喜欢香港那种很拥挤的环境和大陆人在港“自由行”时出现的某些乱象。但是，自从上大学开始参与多了社会上的抗争的事情，如“反高铁”、“菜园村”（事件），才发现原来她还是挺喜欢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又遇到曾经一起参与抗争的陈伯，看到大家都是很无私地为香港付出，就令她更加喜欢这个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Christy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从事有关社会福利的工作。
她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她仍然想继续参与社会上的事情。当时有一个袭警案，她们纯粹是拿着一束白花去到附近，就有警察过来查，她感觉很无力，已经不知道在香港还能做些什么。
她虽然没有正式在黑名单里，但因为看到当局不断将以前的东西翻出来再抓人，就担心自己曾经在网上的一些言论，会不会被什么人下载，到时候成了被抓的“罪证”。所以她就想，既然在香港这么绝望，去另外的地方会不会可以继续为香港发声？碰巧就有加拿大的“开放式工作许可证”（Open Work Permit -OWP）项目，她申请到后很快就辞职过来了。
之前，Christy没觉得一定要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到加拿大之后，觉得要更加去坚持自己是香港人这个身份，有责任继续去为香港做一些事。就算有时候会觉得那些街站、集会的成效很有限，但她觉得只有出来才对得起香港人的身份。
“蓝丝”的担心与“黄丝”的牵挂
2021年秋天，Christy持开放式工作许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她的家里人还在香港。想到也许再也回不去了，她在离开香港时和到加拿大之后，哭过很多次。
谈到家人，Christy表示，她的父母当年都是从大陆“游水”偷渡到香港的。他们觉得斗不过共产党，就不要去做无谓的挣扎。加上中共的洗脑宣传，使他们觉得“现在祖国也很好啊”。家人很蓝（支持建制）、很红（被中共洗脑），不支持她（黄丝）出来抗争。所以那时家里冲突不断。
Christy回忆，当时决定要离开时，一开始家人都不同意。到加拿大后，她跟父母的正面冲突少了，家庭关系反而好了些。
Christy心里知道，家人虽然不认同她的做法，但其实很担心她的安全。她又何尝不是呢？她也很挂念香港，很想念在港的家人。但是值不值得冒这个险回去？她很挣扎。
从参加洗脑团到参加反送中的蜕变
Christy表示，她思想上的改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生的。
她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有很多现在叫“洗脑团”的免费“爱国北京团”。“哇，很开心，去到北京。对你很隆重其事，你又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去照相，会觉得很了不起。那时是被身边那个氛围影响了，是不会有人想到去集会游行的，不认识这些事情。”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Christy参加了维园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特别是经历占中、雨伞运动，才看到整个政治都很黑暗。所以她很欣赏现在那些中学生，从“反国教”开始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
Christy坦率地说，2014年之后大家沉寂了很多，好像都感到灰心、看不到希望。2019年反送中时，她真是没有想过香港会有两百万人上街，而且那时候很多都是有小朋友、老人家，一家老少全都出来了。
Christy认为，香港人之所以要反对“送中条例”，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害怕，大家都在恐惧之中。
她记得那时人们经常会说，怕一旦犯罪，就会被送回大陆去受审。她觉得大家对中共无法可依的政治完全没有信心。她估计之前“反高铁”、什么“财政预算案”，让很多人觉得很遥远，但是如果说句话都可能会“犯罪”、被送回大陆，就让大家感到很切身了。
《国安法》之后，香港更像大陆了，连挂个饰物上街，身边人都会提醒她：“你不要这样挂，要小心一点。”“那时我真的也很坚持。我要戴黄色的口罩、穿黑衣上街，我不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害怕这些问题；但是当你真的走上街，就不知道为什么真是有很多警察查你身份证，问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在这里出现。”
Christy说：“2014年参与占中的时候，真是很‘和理非’的。觉得我坐在这里被人抓，是公民抗命。但是到了2019年6月，看到那些警察那样乱枪扫射，搞到有人被‘爆眼’，见到他们去打那些很年轻的人，真是很气愤。也就会很理解有一部分人会激烈到要去破坏一些中资机构，被警察打的时候也会还手。”
那时还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潮”：陈彦霖一个游泳高手被浮尸，周梓乐被人扔下楼，还有新屋岭（监狱，被指发生警察性侵事件）。一件件事都令Christy感到害怕。“那时上街，也有担心过我出去可能会被抓、可能回不了家。也很担心身边的朋友，所以就会不断问朋友是否安全，回家了没有。”
“虽然害怕，还是要出来的。”Christy说，她看到有很多人被无理拘捕、无法发声；梁凌杰去世（反送中第一个自杀者）后，她更觉得可以出来就尽力出来，不想有人继续牺牲。
Christy还表示，那时每次出去，她都会看到一群人被抓、被打，十几岁的少年都被警察打。“晚上会想起来，身边那个和你一起喊口号的人，他／她现在就被扣留了，不知道他／她现在到底怎么样？是被关到新屋岭了吗？那个时候（心里）是会很痛的，我觉得是会有创伤的。”
香港同路人海外携手向前
3年过去了，香港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差，Christy觉得现在的香港没有前途和希望。
她谈到，最近新特首李家超一个人参选、当选，连找人陪衬的戏也懒得做了，摆明着就是北京钦点的。香港现在像大陆一样出现了类似“健康码”的“安心出行”。最近看新闻，发现有些地方出现了很多“智慧灯柱”，其实就是多了很多监控。她还在香港的朋友，已经不敢无顾忌地说话。
Christy也感慨地说，刚到加拿大时，她以为可以自由发言了。后来很多人告诉她，参加活动要穿黑衣、戴口罩，要把自己遮掩好；也有人告诉她不要到处用自己的账号“乱讲话”。她就觉得，“哎呀，来到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喔，原来中共的渗透是很严重的。”
不过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群同路人。“上一次6‧12（反送中周年纪念）活动，很多香港人一家大小还是会出来的，好像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有了这一群同路人之后，就觉得可以为香港做多一点，好像又有了一点希望。”
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手足一样，Christy真心希望有一天会光复香港，“煲底相见”。
盼加拿大“救生艇”救更多港人
Christy表示，英国因为历史原因，有责任和义务帮香港人，但加拿大没有任何义务去做这些。加拿大出于人道立场，为港人设了“救生艇计划”。
有人提希望加拿大政府放宽救生艇计划，让因参加抗争活动而在香港坐过牢的抗争者出狱后可以有机会申请。Christy说，她希望自己可以帮忙去争取。
她觉得，和其它她到过的地方相比，加拿大很多元、很国际化；大家很多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包容性很强，又很友善。所以她想去学习这里的体制，学习怎么样去做游说工作。她很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看到香港人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从而让更多的香港人过来。
想对手足说的话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Christy有什么话想对在加拿大坚持抗争的港人说。她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不要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仅仅当成口号。”
她说，“很多人现在还在监狱里坐牢，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这么自由的空气，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站出来。⋯⋯用不同的方法多为香港发声！”
责任编辑：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