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709剧本 友人李和平一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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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7月14日讯】时间很快,2015年的709事件过去八年了。我所知道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所经历的故事,应该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本来是一杯咖啡可以解决的事”,变得一头白发的李和平反复对笔者说了两次这句话。对在709事件中,自己和律师同伴们遭遇的惨烈酷刑,他不想再提。

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说话柔中带刚:

“和平律师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其实709案是一杯咖啡可以解决的事,但是演变成国家投注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把几十个人抓起来。专案组的人还说,要给这些律师画个底线,让他们不要再触底线。这些本身就不是法律的语言。”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资料照。(网络图片)

2007年的黑头套

早在1990年代后期,李和平就开始为公民权利奔走呼吁,他受到公权力的逼迫,不是到2015年的709事件才有。

磨难应该是在2003年已开始,李和平当时办了“新青年学会”(杨子立等人被抓)的案子。之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有警车、便衣在他家楼底下,李和平一下楼就有人跟着他,包括他送孩子上学都会有警车跟着。

2007年有一次情况很严重,李和平被跟踪他的警察,套上黑头套,绑架到北京昌平小汤山的郊外一个地下室。警察把他打了一顿,要他卖房、卖车回老家去……

剧本

被警察带走将近22个月后,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被天津市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官方发布的消息指李和平“服从判决不上诉”。10天以后,李和平获释。

李和平谈到当时官方导演的一个“剧本”。

他表示,当时负责承办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然而真正主导案件的,却是“709专案组”,法官也只是“专案组”的工具。

“我记得我直接问了一个法官,你办理这个案子,你能够说你是独立的吗?如果你自己不是独立的,你还是法官吗?他跑出去抽了好半天的烟,回来又回答我,他说中国的法律就是工具,是一个国家的暴力工具,这是中国法律的本质。我说你既然把自己当成工具,那么你就不能够获得我们法律人对你的尊重。”

李和平一直坚持不认罪,当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法官焦头烂额,希望尽快了结,所以为开庭铺排了一场表演。

“法院为了不让我妻子到现场来,又不想直接说不让我妻子来,而是想让我不让我妻子来,在法院谈判谈了半天。我说我妻子她来还是不来,那是她的权利,我只能说是建议她不来,这个建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妥协了,我怎么能够说不让她来呢,后来法官可能也没招了。”

李和平开庭,他的妻子王峭岭全然不知情。

李和平说,宣判的时候,法官让说几句话,“我当时说:你这一次审判,审判的是国民的生活、律师的工作、公民的权利,你把这些日常生活都当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些行为事实。这个国家,它的人民性这种根本就被破坏掉了,这个事情是很大的。”

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人说,李和平你说一个同意判决,说不上诉就行。

“我没有按照他这个剧本去说,我说保留意见不上诉,和他们的原来的剧本不一样,因为已经排练了好多遍了。当时的审判长叫蔡淑英(音),愣了好几秒钟,不知道咋办,后来她还是宣判了。官方安排的所谓的群众,法官、检察官、律师全都撤走。但三四十分钟后,又觉得不行,又重新再把他们叫回来,再搞一次。”

李和平认为,最后他们说判三缓四,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缓刑,证明这个冤案往前推动的时候,他们体制内也有阻力。“这个(刑法)105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很难看到缓刑的,几乎没有。当然了,判缓刑也是错的。”

大监狱与一杯咖啡

709事件之后几年,中国的社会环境变了。

中美发生贸易战,外国企业撤走不少,经济状况不太好,法治环境更差,许多律师被吊照。

回家后的李和平,住在北京朝阳,当地一个司法所每隔一段时间要和他谈,并让他戴电子监控手表,但经李和平抗争后,最后没戴。

“我记得我和他们谈过,中国的这些法律人,哪一个都希望社会发展,希望这个国家有秩序,有和平,这都是大家的希望。律师想的可能并不比你们少。大家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真的是一杯咖啡就可以解决,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给中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不是只有蠢到家的人才这样做吗?”

株连

709大抓捕给李和平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磨难。

709发生的时候,李和平的儿子刚好考高中,他儿子本来是在国内上国际高中。“他的同班同学都到国外去上学,政府不给他发护照,他走不了。你想想对正在求学的孩子,心里是怎么样的感觉。”

李和平说,“第二个就是我女儿,她本来就应该在一个国际学校上小学,那边的警察逼迫她,不让她在那租房子,也不让她上学。搞株连,非常荒唐的。”

“还有就是我妻子,包括709其他家人,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我妻子的身体,因为这个事情身体也搞坏了。我自己身体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都受到巨大的伤害。”

最近几个月,李和平和王全璋都被逼迁,官方要让他们在北京不能生存。

“709案子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对中国宪政,对中国法治,带来负面效应。但我们认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正义一定是会战胜邪恶的,法治一定会战胜破坏法治的这一方。”他说。

寻找丈夫

李和平律师被失踪整整22个月,2015年7月10日被抓,2017年5月9日回到家。

对一个家庭来讲,这是一个灭顶之灾。

王峭岭说,一个亲人突然之间音信全无,来维稳我们的警察,还说不要炒作,把真相说给媒体,他们认为这是炒作。

“你会发现其实人最大的恐惧,不是说我没地方住,不是没有饭吃,是因为不知道你自己的亲人,他的生命是否有保障,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周围的人90%都会告诉你:你越高调,越出来抗争,你被失踪的家人就越倒楣。

“在寻找丈夫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一半多的力量去应付来自负面的身边亲人,他给你的这种负面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压力。”

“没有一个先辈的榜样,你要非常坚定的、有原则的去抗争。比如说经常会有警察过来威胁家里的老人,像和平的父母,让他们劝儿子认罪。这种消息我们听了之后,是很崩溃的。比如说不让孩子上学……”

王峭岭眼含泪水。

当时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也被抓了,李春富也是律师,他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学校里,被警察从教室里叫出来。

“问了他半天话,对一个孩子,才16岁,是非常大的压力。”

在这种环境下,王峭岭还要坚持把寻找丈夫的一些消息发出去,包括不让律师会见等等。

“有好姐妹劝我说你就不要管了,好好带好孩子,当时我特别难受。我就跟她讲,我们调一个个儿,如果今天我进去了,我希望我丈夫在外面为我呼吁,我不是希望他管好孩子就行了。”

她有心理准备,那时漫天遍野的都是谣言……

并肩女杰

709事件发生后,有一个闻名的故事叫做“千里寻夫”。最初是描写李文足寻找王全璋律师。而王峭岭也在和李文足并肩寻夫的路上。

“我跟文足以前并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丈夫(王全璋),在寻找丈夫的路上,我们认识了,她见过和平律师。因为都在北京住,会常常约到一起去寻找丈夫,在患难中互相扶持。”

她提到寻找丈夫的路上一个惊险的故事细节:

“2016年的时候,程海律师做(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他要到小区里面宣传自己,我们替他拍照。我们就在路边,警察来了,要把程海抓走。”

“我们就在那站着讲理,我冬天戴着围巾,那警察就拽着围巾的两头,拚命往两边一拉,我当时整个人差点就被勒死了,都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李文足在我旁边,她本来正拍照,一看那个情况,她跑上去把勒我脖子的警察推开,但是那警察反手把她一把就推到旁边的面包车上,她的头当时就撞到那个车玻璃上。那是上午的事,到晚上(她)下巴都合不上,不能够吃饭,吃饭就疼。”

12月17日,709家属王全璋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妻子王峭岭、谢燕益妻子原珊珊和维权人士翟岩民妻子刘二敏4人,剃光自己的秀发,以此抗议天津二中院法官违法。她们齐喊:“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2018年12月17日,709家属王全璋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妻子王峭岭、谢燕益妻子原珊珊和维权人士翟岩民妻子刘二敏4人,剃光自己的秀发,以此抗议天津二中院法官违法。她们齐喊:“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王峭岭和李文足在一起两年,胜比亲姐妹。她们一起去法院,去检察院,去公安局,又一起在派出所被关24小时,被警察们盘问。

当李和平回来的时候,李文足的儿子问,我爸爸呢,在场的人都很难过。王峭岭说,“所以和平回来之后,我们还得继续,陪着我们的姐妹,要寻找丈夫。”

她说,听律师们就说,在709之前很少有人为寻找家人四处奔走,而是常常会陪伴别人寻找家人。一般都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之后,因害怕官方的报复,就赶紧消失,来获得暂时的安全,709家属却大不一样。

“包括原珊珊,谢(燕益)律师的太太,包括刘二敏,(维权人士)翟岩民的太太,我们陪着文足,后来又去最高法、最高检,大概又有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去临沂监狱外面,一大早就喊王全璋的名字,这在过去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王峭岭深有感触,如果只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走到底的,特别的艰难。

“文足每次去临沂回来,就接着一个礼拜晚上睡不着觉,早上起不来床,浑身没有力气,不单单是身体的劳累,还有一个精神的折磨。我们陪伴她的人也是一样。”

孩子、孩子

今年4月,当局对李和平一家的监控升级,逼迁也升级,房东把他家的玻璃给砸了。

“砸的正好是我女儿住的房子,那天幸亏我们跟文足的孩子在外面玩,晚上回到家才知道,玻璃被砸了,满地的碎玻璃,包括沙发上、床上、衣服上,我女儿觉得是挺害怕的,接下来一周她就吃不下东西了,每天只能喝一碗粥。砸完玻璃过不多久,房东又过来把大门卸走了,我们晚上睡觉就像在临街的房子里,连个门都没有。”

2023年5月15日,李和平律师租住的房屋玻璃被房东砸碎,并受到威胁:“不走弄死你!”(网络图片)

王峭岭说,许多709律师家庭的孩子,都有类似的压力。

“孩子们年龄小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话语去安慰,但是我女儿13岁,特别青春期敏感的时候,泉泉10岁了,文足家的儿子,在频繁搬家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因为房屋中介跑到他们家去砸东西,第二天他(泉泉)就发烧了,因为受到惊吓。”

但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孩子们很懂事。

“我们家玻璃被砸那天,我都受惊吓,但是女儿说,妈妈,我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她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我觉得女儿在这部分,表现的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成熟的多。”

王峭岭说,家里也把对女儿学业的要求放低,最在乎的是她学会与人打交道,她不是用偏激的眼光和想法去跟人互动,她要保持积极乐观。包括王全璋的儿子,他们经历过真相,让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思考能力会比别人要强。

709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只要敲门声响起来,她们都会想到是不是警察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负面的大环境不可能这么快改变。

王峭岭说,旁人对我们的关注再多,同情再多,都没有办法取代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负面情绪的捆绑和压制当中出来。如果最后连生命都出问题,这是最不划算的。

“比如说孩子上不了学这件事,真的很难过,我儿子说,他的同学大学四年本科都毕业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去上大学。我们自己说,这就是神今天允许我们走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路。如果有机会能够去上大学,那就去上,如果说今天神就是给这么一条路,那我们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她强调说。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转自网友Fork Alisa脸书)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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