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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4日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儿时盼年的心情消失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新年使我越来越感到恐怖——
如果我是在外地工作或上学的学生，我将为回家的艰难感到恐惧。我相信，罪恶的奴隶贸易时代那种不人道的运输条件，和今天中国“春运”时候的运输条件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我首先要恐惧能否在千军万马之中取到一张如获至宝的车票，然后我要恐惧在闷罐般的车厢里能否全身回到家中。我知道我怕的有理。“春运综合症”导致旅客途中自杀和死亡的报道已经不再新鲜了。更直接的证据是，官方已经宣布，2002年至少有14万人死于包括交通事故在内的各种事故。如果我是这些事故的死难者的亲人或朋友，中国新年同样使我感到恐惧——我怎么过这样一个中国新年呢？如果我是这些事故的旁观者，我有另一种的恐惧——我或我的朋友或亲人，他们都平安吗？
如果我是民工，我还有更多的恐惧。中国新年意味着新一轮的“严打”，有执法者想把我们赶出城市好过年，而有执法者打算从我们身上为自己过年搞点利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过关，或即使被“太君”抓住交钱后仍被遣送回去，还是被暴打一顿送到“该去的地方”。
如果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想想中国2亿左右额度失业或劳动剩余人口吧），中国新年对我同样意味着一种恐惧。家长将恐惧自己又将面对孩子期待的目光，而孩子又将恐惧自己讨要学费时父母脸上的悲伤……
当然，“中国新年恐怖主义”有自己更为直接的表现方式。近年来，年关卜进，抢劫银行的大案逐年上升，而警匪火拼于街头的场面也不断出现。浏览这半个月以来的中国各大媒体新闻，人们不得不感受到这种恐怖气氛越来越浓。暴力事件不仅表现在银行门前，而抢劫手段已经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枪械已经成为同类案件中主要犯罪工具之一。
作案动机的高度一致性是引人瞩目的，那就是为了钱，而中国新年强化了这种“紧急需要”。中国新年使来自贫困阶层的作案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贫富差距铤而走险。我们当然承认任何国家都有抢劫案件发生，但如果你是诚实的，你也必须承认中国的“中国新年型抢劫”具有相当不同的特点。它至少说明这盛世里有很多很多贫困得过不了年的人们，而这一阶层中的激进分子开始采取“不正当手段”来抗议了。事实上当局对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每年年底、中国新年之前，警察部门都要布置一轮“保卫中国新年工程”。但问题是，这些“工程”的“开工”质量实在乏善可陈：更多的“处女”和民工被暴打，“小姐”被抓获，宾馆和客车被盘查，“黄碟”被救出，等等，然后这工程就开始“胜利竣工”了。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国家主导的“中国新年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一国家行动掩盖了造成民间抢劫案件频发的社会原因——“抢劫性体制性”的问题社会化了，而且麻烦才刚刚开始。
年，曾是中国历史上早年间传说的一头害人的怪兽。这传说今天被“国家”践履了。
2003年1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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