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2日讯】这个题目只有我想得出，因为我与小杨一样熟悉代书板。实实在在的一块小木板或者小塑料板，与任何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也不涉及一些教学大纲的禁忌，像一切劳动工具一样，朴实、忠实地为保持图书的分类学秩序服务。什么“空头文学家”、“虚伪说教家”、“护恶法学家”，都不能利用代书板做什么。
记不得什么情况下看到了小杨与代书板的感人故事——图书馆服务员杨支柱看到一些大学生不能认真使用代书板，总是一教二劝三批评。了解小杨古板性格的朋友不难想见，面对不用或者乱用代书板的大学生，他的批评会怎样严肃、严厉。别看小小的代书板，如果读者都能正确使用，可是大大省却了图书服务员大量的排架劳动啊！排架劳动毕竟用不了多少知识，一个有了小学文化程度的正常人，十天半个月就能学得差不离的活儿。现在大学扩招得厉害，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光是借还书就够忙的，如果读者随便取放图书，上架劳动就更显繁重。想想吧，让一个曾经在大学讲台上刮刮叫的青年法学讲师（如果不发生一些怪事，小杨该是蛮好的法学教授了吧），整天忙于借还书、上架、排架，这是何等地糟蹋、浪费人才！
这个青年真是没有辜负了他的法学专业。这个什么人都敢批评，不论人家人品好坏、关系亲疏，也不管人家学问深浅、名声大小、地位高低，只要认为不妥、不对的，多会直呼其名、直陈异见的杨支柱，这个视事理逻辑为天条的小杨，怎么能够容忍对代书板的随意呢？有时难免批评的声音高了些，态度激烈了一些，但是，小杨当然不是对某某大学生过不去，以小杨的胸怀，他不可能对普通人的言行太计较，孩子们认真使用代书板，当然对孩子们自己利用图书馆有好处。可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不得批评的孩子打小报告，更不知道同事们有何反应，小杨却要在每年一度的旨在约束群众的“德、能、勤、绩”的考核书上，认真说明有关代书板的事情，及有关其他种种种种。这位给他一个院长职务也不是什么大舞台的有为青年学者，勤勤恳恳地干着赖以谋生的工作，我这位中年人看在眼里，只有心酸只想哭！
为人吗，有起码良知、起码道德的人，不可能计较什么不遇而糊弄当下的事情，冰心当年扫厕所够中南海清洁工水准了，是非、真假、善恶、优劣，不仅是在学问、官场、政治活动中，哪儿都有。有杨支柱这样的图书馆服务员，图书馆及其所属大学的规格应当不得了的高了，该是世界超一流了吧？
郭沫若有一句话说得是对的，即办好了图书馆就是办好了大学的一半。可是，我们的大学图书馆大多质量低劣，只相当于一般工厂的图书室状态，从采编到终端服务，混乱比比皆是，浪费了纳税人和大学生们太多太多，精神气质上还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读《自由从摇篮开始》，我就想：关心法治、政治的杨支柱，何以如此关心中国的教育呢？
人都是首先受其正置身其间的环境影响的。小杨成人后基本上都在学校，近若干年来，又陷身特别便于观察一个大学品质的图书馆，一个有最多信息刺激的场所，一个连代书板都要认真对待的知识道义人士，怎么能不非常关注教育呢？看看优秀的道义朋友们，有哪一个不关心教育的呢！即使是一辈子连大学门也无缘进去、常常身陷困厄的朋友，也多比那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主任、教授们更关心教育啊！
我还曾有过进一步的观点：真正正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关心孩子们的。我不关心这一观点是否普遍有效，只是但凡我喜欢的思想家，无不花了大心思到孩子的。在孩子们这里与在大人们那里不同，你的爱心、天性、良知，在孩子们那里能够有最充分的保留与显现，即使是性情也变得与狭隘的政治、冷酷的成人社会全然无关，温厚得很——人与上帝的纽带是要通过孩子联系的，否则父母的爱情纽带也与一根绳子差不多的！看看例如美国人领养了多少中国的贫孤儿童吧，那是一个充溢着基督气息的社会！
小杨该是做父亲的人了，情爱生活如今依然孤寒着，这是辜负上帝的；我不知道小杨有没有过恋爱，《自由从摇篮开始》一书压卷部分的文章表明，小伙子是能够成为优秀的父亲的，有资格恋爱结婚的。
正如《自由从摇篮开始》一书的序言作者所说：小杨的文字，“使我们对待教育问题不敢‘抓大’而‘放小’”，而“必须‘事无钜细’地都给予关注、给予深入细致地审视”。小杨“是一个极度认真的人，正因为他的认真，所以他才帮助我们揭出那么多问题。认真的人，是不容易‘对付’的，是不容易‘敷衍’的。这种认真，表露的就是他的一颗对中国教育、对育人事业的赤子之心。如果我们‘教育’中人，都像杨先生那样认真，中国教育就有救了。”韩军序言中夸赞小杨的话，我都能同意。需要补充的是，小杨的关心教育问题（按照秦晖先生的话，教育问题也是中国问题），多着眼于规矩，不仅是法律。打个比方，《自由从摇篮开始》也是小杨对着中国教育挥动的一块“代书板”。杨东平、肖雪慧、谢泳等等好人那里，都有对中国教育的全面关注，《自由从摇篮开始》见证了小杨关注中国教育的独特风格。
朋友们多知道我十分推崇秦晖先生的道义学问。中国是一个人物评价溢美过滥又过于吝啬苛刻的国度，我是要故意与这两个极端过不去的。有朋友说我是一个“很讲是非的人”，我自己认为自己有还算健康的观察判断能力。这里我要说：我注意到，在青年中间，精神品格上最靠近秦晖的，小杨算一个。但是，小杨有一个突出的优秀品质，是多数老中青好人不具备的，那就是他能够面对“身边的是非”挺身而出。不要说“身边的是非”，多数老中青“大好人”，是只有笼统的、抽像的、宏观的批判，连媒体披露出来的有大是非、大善恶可计较的事实，也不愿意直面，更不愿公开发声、“合作表达”，对这样的好人我投以“就那么回事”的目光。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过去的实践多沦为谄媚迎合上峰、上面，今天呢？还那么热衷于配合“庙堂政治”行吗？
谁都知道，所谓“从身边做起、从当下做起”，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乃人之常情，甚至是人之本能，正常人谁不首先关心切身处境呢？但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们哪怕是“挪动一张椅子”，也在本质上牵动到庙堂顶端，这决定了“日常常行”的极其困难、直接危险。由此，一个人对单位有这样那样的私下议论，算有了起码的良知；能公开对单位的“威权”人物说“不”，是有了难得的良知；而能够坚持与单位领导辩是论非，就是难能可贵了！小杨在B大学遭遇到了不仅限于自己的分房、调房歧视，据理力争；在Q大学亲见了应付国家教育部评估中的滑稽搞笑，撰文揭露，个中甘苦我是有切身体验的。正如我在单位的抗争未能成功却使自己付出一连串代价一样，小杨最终不得不离开B大学，不得不与我一样在图书馆从事轻微体力劳动。在这里，我要向记者张剑荆、曹龙丹表示敬意，感谢他们通过《中国经济时报》报导小杨的经历——我特别懂得小杨多么需要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并想在这里呼吁一切道义力量，既然围绕维护权利的努力并不涉及例如压B大学领导下台这样的政治问题，更谈不上向执政党的权力挑战，就应当以一定方式公开合作以壮声威，以尽可能避免道义人士因为身孤力单而付出太多本可减小甚至可以免除的代价，以落实发育民间社会的道理。在这里，我要向亏待小杨们的单位领导表示愤慨，尽管同时我还要向他们能够给予小杨们基本的谋生保障表示看重——所谓说“人话”，就是方方面面都要朴实兼顾——作为权力者，应当努力彰显文明而不应当认为只要没有置人于死地就是文明了；作为老百姓，在努力、抗争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对正直人士不再枪毙、关押，还能给予一份说起来不无苦涩的工作，毕竟是权力运作的有所改善。
如何结束以生存威慑道义人士的权力中心政治，而归附到权利中心政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急所与重中之重——也就是让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有一块“代书板”。过了这一坎之后，方能谈得上真正振兴中国的“大教育”——“自由从摇篮开始”。
（《自由从摇篮开始》杨支柱着，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
源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