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吴中英先生从对政党的剖析来关怀中国的民主进程，无疑这方向具有意义。我们被共产党统治着，共产党把中国统治成今天这个局面。要走出这个困境，就得上下都对做为原理的共产党与事实的共产党是如何联系的做出揭示。但每天都有惊人事件发生，事实就把人的视野吸引过去，分散了对根本问题的关心。吴先生提出的问题在方向上是有根本性意义，但受愿望所支配，只着眼于创作，缺少必须的研究。课题宏大而根本是公理性学问，但叙述的本身并没有公理的立场。像《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样，是理论性命题，却是日常意见式表达。
提出商榷如下：
一、“性质”概念是公理性知识
这个标题是说：不只政党有性质，凡事物都有性质。因此论述“政党”所使用的性质，就不仅要有效于政党，还必须要有效于解释一切事物。有效于一切事物的原理当然是公理性学问。而“党”，做为名词也不是只有效于某个政党，某些政党，所有事实政党都得满足“党”的内涵，因而“党”字的本身也是公理的。—-由于我们都为实践所囿，一谈政党就为实际政党所陷，不自觉地丢了公理、原理，而围绕着经验所见不肯跳出来。
吴君所列三点：纲领、权力、竞争都是对所看到的事实做的区分，它们仅属于人的主观意志，即党的宗旨、纲领，并不是政党的类型。因为，政党做为社会事实，它的形成所服从的并不是主观意志，而是不变的机理。吴君用类型的眼光所看到的那些并不是政党的类型。—-“党”就是一个类概念，是最小的类，不能再行做类的区分了。像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一样，是以人为类完成的区分。在人类内部不能再有类的区分。纲领、权力、竞争不是党的类型，而是党的宗旨的类型。“党”就是类型，可以对“党”做出还原—-那就是：集团；“党”可以做集团的外延，为集团所包含，但“党”不能再有类的包含。
什么是性质：“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并且，“必须是所以成其为实是的那些要素才是性质”。
中国流行的定义是：一事物能区别于他事物所以为该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
本文姑且赋予这两个定义以相等的有效性。让我们来想“实是之所以为实是”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比如：人之所以为人的秉赋，动物所以为动物的秉赋……是哪里来的？没有人会说：由我自由选择而来的。
可见：任何事物的性质都不是人力能够赋予的，而是不可抗拒地拥有的。
政党也一样。或许吴君会用政党是人造事实来反驳：整个的党都是人造出来的，它的性质能不是由于人的创建？的的确降，党的性质还就不是从创建里来的。
从人穿的衣服，用的工具可窥视到这一点：衣服的性质是满足生命的保护；桌子的性质是利便人的工作和学习，人造它不造它，这些性质都还是这些性质。这些性质是被人所发现，利用，并不是由人所赋予。
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天之使然，或者说来自不变规律。由人的主观努力所创造的事物具有的性质也不是由人的赋予。
“政党类型决定政党性质”，这个说法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错误：
一是把“党的建立”理解为党的“类型”的来源；又说“类型”决定性质，从而就把性质解释为由人所造了。这一立论违反“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天之使然”。
其实，只须自我发个这样的追问，这个关系也就缕清了：“政党”这个观念是人创建它时才有的吗？肯定不是。—-只有在心中先已有了“党”这个观念，才能产生建立政党的要求，连这个观念都没有，怎么能形成建党的意愿呢？
所以：任何政党的时间史都是从被创建开始的；
但任何政党的逻辑史都是从党这个观念之形成开始的。
在人类语言中，“党”字，早就存在了，证明出“党”做为观念早就形成了。名称或观念所揭露的就是性质，“政党”做为观念所揭示的就是人类理性是如何联系的，这也就是“党”做为类事实的根据—-“实是所以为实是”。“党”的性质与人对党的创立无关，它是与人类意识的存在方式相关。—-人类意识是怎样存在的呢？意识是混然不分的整体，其标准是共同的；但运用意识的人却是一个一个的，这就使理性的实际运用成为个别的。因而意识既是混然同一的又是独立个别的，这样一个相矛盾着的联系并不是由人造成的的，是天然的客观的。
政党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共同性与生命个别性的适应与反映：它统一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于一身，又满足这个对立的每一方面：结党满足个体意志的自由性；党与党之间的互相克服又满足理性的共同性，对机理的服从性。
上述说法的第二个错误是混淆了性质与类型
我们已经明了了性质，知道性质就是事物所以为事物的内在联系。因此，人们能指认出某一事物来（比如：政党），就是因为它的性质，我们所说的事物的类型所依据的就是它的性质，是说它的性质属于什么种，什么类。实际上“类型”做为概念，它所针对的就是性质，把性质用类型来做出区分。类所说的就是性质的类。因而，是性质决定类型，不是类型决定性质。
三、“政党政治”的实质不是“统治”
政党政治的实质既然不是统治，当然也就谈不上是“集体统治”。
政党政治的实质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又是民众普遍地参入政权影响政权的形式或环节。政党政治促成了—-权力成为服务民众的设施，促成了主权在民。
政权既在了民，社会就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平等生命的联合体。
到了西方，试问谁会感到来自社会来自政权的压力，恐怖？这是没有的事。在西方，公民的主观意识里就没有像在中国那样的与政府与党有某种垂直联系，个人意志是完全属于个人的，是真正没有精神上的隶属，不对政权负有义务的，纯属个人的自由，作者在自己国家被锦衣卫们跟出了后遗症来，来到西方很长时间都习惯不了个人自由。在西方有谁能感觉到被统治的滋味？没有。
在民主国家，政党只是个处在个体与政权间的转换或变位环节，党充分地满足个人意志需要的自由律，可以凭着个人兴趣来选择，可以让个人才华获得施展。还可以使分散的个人意志聚成为强大的意志力量，这种力量集结又处在互相克服，互相颠覆的联系中，政权就处在政党的互相克服造成的这种平衡中，政党又使政权从超越公众的权威地位降落到民众之中，成为服务人性，方便生命的设施。这种互相克服着的动态平衡，随时都有失却的可能，它就以强大的机制力量迫使政权把根建立在民意上。反过来民众意志决定政党成败。
事实上政党既是民众意志的表达环节，又是政治家争取民意的管道与方式。
政权就受到民意的有效节制。
政权时时事事都在向民意躬身施礼，传送秋波，政权只有在符合民意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政权。政党实际上就是民意的集结，这种集结了的民意又处在不间断的竞争中，竞争的机制也就为普通公民参入政权，影响提供了机会，使政权中的人不能滥用意志，大大减弱了权力的腐败机会，政党竞争造成的平衡只允许对人性的符合，不允许悖于人性的行径。因而就使社会总是处在正义的背景之中。政党使公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使权力成为利便民众的工具。
再说，政党并不是以党的名义、党的身份来行施权力，在野党除了号召民众它哪有什么权力？竞争成功的党也只是取得一个法定的执政机会，而不是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对政权是个夺取关系，它把政权看成了财产、资源，是个利益观念。执政是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执政者享受其活动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创造社会福利的多寡），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本质。竞争成功的党只是为政权输送有诚信有才能的人。它本身仍是一个民意的联盟。仍是民间集团。只能说国家的管理人员出自竞争成功的政党，不能说执政党集体来统治国家。
个体的人要的是自由意志，享受自由意志；社会要求的是秩序；这二者要求妥协。二者之间的杠杆就是人类正义，政党政治就促成了政权活动在正义之内。政党是相同意志的联盟，满足了个人自由意志的要求；政党把数不清的复杂的自由意志整合成有机整体，已经对社会狭序有所贡献；不同政党之间的互相克服又构成了动态平衡；而政党间的互相克服，就把社会权力纳入了民间，建立在正义的地基上。当某政党丧失民众时它也就失去了社会影响力，政权始终处在被颠覆的可能中：就使执政党谨慎更谨慎，在野党努力更努力，它们都需要民众的支持，都求着人民，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不了老爷。所以政党并不是在实施统治，而只是争取对政权的阶段性管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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