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振亚：你对古龙的小说评价很高，还认为金庸的小说对中国二十世纪白话文的发展有过贡献。我要问的是，作为七十年代生人，少年时代阅读武侠小说似乎是我们的共有经验，对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形态的拔高是否是我们这代人在这个无信仰的年代拼命转身去认同童年（少年）经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制造不同于张承志那一代的另一种虚假的“青春无悔”？
余杰：在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对武侠小说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如《潜规则》的作者吴思、知名网络学者任不寐等。吴思在他最近的一本新书《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就专门论述了他的武侠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发现了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拳头硬的说了算，有刀有枪就有权——有立法权，有执法权，因而有财富，有尊荣，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暴力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
我部分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我又认为，不能过分评估武侠小说的意识形态意义，不能对其进行“过度阐释”。它就是一种通俗文学，就是一种消遣读物。我们不能像维新变法时候的梁启超一样，把小说当作文化的核心，持一种“小说救国”的看法（它的反面就是“小说祸国”）。小说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实，即便是在民主自由的西方，也有他们自己的“武侠小说”——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然喜欢阅读骑士传奇（如罗宾汉的故事），美国人仍然喜欢西部牛仔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及充分现代版了的“詹姆士杨匮w”的故事，这部系列电影还在不断地拍摄。他们的这些娱乐与爱好，似乎并没有危害他们的民主制度。
就我个人来说，阅读武侠确实是一种“青春体验”，现在有时工作劳累了，也仍然会拿起一本金庸或古龙的小说翻翻。我不会拔高武侠小说的价值，而它们不会形成对我的文化理念的冲击和对立。
振亚：时下，关于“七十年代人”的讨论很热烈。有人说，丁磊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成功和财富，卫慧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放纵和自由，余杰代表了七十年代人的批判和尖锐。还有人提出“七十年代人的文学”的概念。你赞同这些看法吗？
余杰：关于“七十年代”的讨论，最近在报刊和网络上颇为流行。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不过是一个“莫须有”的“伪问题”而已。如果说真正存在着一个以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标识的“八十年代”（指八十年代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或者从事文化活动的人们），那么，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昔日的“话语共同体”已经荡然无存，更加年轻的人们开始自说自话、“各自为战”。仅仅根据他们出生的时间便将他们定义为“七十年代人”，显然是一种“衣不蔽体”的说法。
我们无法为这些各具个性的“七十年代人”寻找几个能够定义或者描述他们的词语。比如“前卫”、“叛逆”、“自私”、“独立”……没有一个形容词是准确而全面的。在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概括”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思路。是的，这些人不需要谁来概括和定义，你只需要一个一个地去面对他们的青春，每一次的面对都会给你带来崭新的感受和启示。
既然没有“七十年代人”，自然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文学”。我们可以赞美或者批评某一个诞生在七十年代的作家、记者、歌手和演员，但千万要注意，不能在他（或她）前面冠以“七十年代”的“大词”——没有人能够“代表”他（或她）那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同龄人。每一个人都只能够代表他（或她）自己。
振亚：“底层”是你常用的一个词语，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也经常提到“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余杰：我觉得“底层”比“弱势群体”更加真实。什么叫“弱势群体”？意思是还是有点力量的，只是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而已。但是，生活在偏远困苦的乡村里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语），其实都是“无势群体”而不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彻底的“无权者”和“被凌辱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陕西某地三个农民在乡村干部的威逼下，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喝农药自杀。其中有一个农民还是去村里的小商店赊的农药，他连卖一瓶农药的钱都没有，他的死亡居然需要赊账来实现！这就是乡村里残酷的、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真正的“底层”！所以，我不喜欢使用遮遮掩掩的“弱势群体”的说法。
振亚：“知识分子”一直是你比较关注的问题。当詹明信说“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政治知识分子”时，如果他的说法是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政治”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余杰：我确实一直都在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以此为荣，而不是像痞子王朔一样以此为耻）。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恢复知识分子的尊严感的工作。我较多地讨论老师、医生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从事“特殊职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最后的道德底线的坚守者。如果教师以虐待学生为乐，如果医生视收取红包为理所当然，那么我们的社会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不同意詹明信的看法，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总是喜欢沿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能够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吗？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不同，甚至超过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对于我所生活的地球，我的区分方式是：“自由”或“不自由”、“民主”或“非民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确实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关于“政治”的定义，我更愿意回到哈维尔那里。哈维尔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一文中说：“真正的政治——配得上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得唯一得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在哈维尔那里，政治不是“厚黑学”、不是“权谋术”，政治是道德和责任。有人说哈维尔是理想主义者，但他担任捷克总统十年之久，使这一理念得到了实践的考验。他的所作所为已然证明，确实还存在着一种高贵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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