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思婷香港电话采访报道／杜导斌被中共当局以言入罪事件，备受海内外知识分子、学生、民运人士、传媒工作者等人士的高度关注，而鲍彤获悉杜导斌被捕后，感到“很愤慨”、“很可耻”。他指责当局迫害杜导斌等敢于针砭时弊、关心国运民生等“勇士”是违反了其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这个国家一定患有神经衰弱症！”他认为当局拘捕大批年轻知识分子，是因为害怕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所发表的言论揭露中共政权的弊端。他又认为大陆知识分子要保护自己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说话”，“大家都说话”，“十四亿人都说话”。
鲍彤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原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于“六四事件”后被公开以司法定罪，已服完刑期被释放。他自九八年起公开为仍被当局软禁的赵紫阳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以下是鲍彤对杜导斌事件的看法：
记者：您对杜导斌被捕的事情有多了解？
鲍彤：多少也知道，我知道杜先生是一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好像最近发表的文章是为一位大学生叫刘荻打抱不平，好像直接的原因是这么引起。
记者：杜导斌比较大胆地在网络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另外，据我了解，杜导斌最近为了法轮功的事情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政府不应该镇压法轮功，帮法轮功的人说了几句话，在网上发表，这是他被捕其中一个原因；而要求释放刘荻也是一个原因。
鲍彤：现在好笑的是，刘荻（的案件）好像被检察院驳回了，好像是公安部门证据不足。杜先生如果说是有罪的话，我看检察院也有罪，因为检察院不跟公安局保持一致，这种事情是很荒唐的。好像为刘荻这位大学生打抱不平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被逮捕入狱了，我想检察院也变为反革命组织了。
我听到杜先生被捕，我当然感到很愤慨，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耻！我想这种迫害政治犯的事情，无论发生在现在还是过去，老的事情还是新的事情，都是应该引起公民愤慨、（感到）可耻。一个国家竟然用专政工具这样对待老百姓，我觉得这是很可耻的！
记者：当局以杜导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指控他涉嫌“颠覆罪”，您对这有何评论？
鲍彤：我想一个国家认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就算是颠覆，这个国家一定患有神经衰弱症！或者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患有神经衰弱症！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因为有人在网络上发表一点言论，而这种言论是它（中共当局）自己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认可的，它有责任跟国际人权接轨的，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宣布人家是有罪，我看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晕了头了。我记得一九九八年十月五号，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人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我看签署的那个人大概也犯了罪了。他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他签署这个东西岂不是诱导杜先生犯罪吗？我说这个国家乱了套了。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谁的领导下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可耻的！
记者：最近，一批比较开明和敢说话的作家或学者如罗永忠、安均都被捕了，是否反映当局要控制言论的空间呢？
鲍彤：当局的动机，不是我能够分析的。我想当局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局也违反了在联合国总部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因为这个公约也规定人是有言论自由的，是有发表跟传播讯息的自由的。这是我可以判断的。但它（中共当局）是出于什么动机、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心理医生，我看这样一个国家应该找个心理医生去看看病，看看患有什么症。我看是患有神经衰弱症。
不单是杜先生一位，最近有很多很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知识分子），由于言论而变成政治犯，也有由于维护公民自己的权益，而变成政治犯的，也有替别的公民维护他们的公民权益而变成政治犯的，包括现在大量发生的拆迁（问题）。
拆迁户呀，这个话是中国特有的话，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地皮通通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国家什么时候跟一个商人做成一笔合同，做成一笔生意，说要把这个地皮批给哪个商人，国家就有权力要求公民拆迁，拆迁的补偿由国家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想高就高，想低就低，随心所欲。
至于公民的权益，不单自己不能维护，也不能请律师维护。如果自己维护，跑到北京来上诉（访），那么可能被北京（当局）抓起来，甚至于被上海（当局）派人追到北京，把他抓起来；如果请律师来为他辩护，那么这位律师又可能变成一个新的政治犯！这种事情在中国呀，花样百出，最近的事情是很多的。
记者：您也听说郑恩宠的太太也在北京被绑架的事情。
鲍彤：对。郑恩宠本人被判刑，我听说他的妻子跑到北京来，要找律师，结果被上海的人跑到北京抓回去，或者说被绑票绑回去。连这是哪个单位（的人干的）都搞不清楚，好像有人说是信访办的人，可是信访办又不承认他们是信访办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国家）安全部的、公安部的，还是特种部队的，我也闹不清楚。反正现在中国这样的情形，谁也闹不清楚，就算是（国家）领导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够闹得清楚。
记者：鲍先生也经常发表言论，您觉得在大陆的学者或作家怎样才可以保护自己？
鲍彤：我看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说话！大家都说话，十四亿人都说话，十四亿人都抓起来！如果郑恩宠的妻子要派十几个人押回去（上海），十几亿的人通通坐牢，那么要派几十亿的人才能抓回去！
记者：目前在海外有一批媒体、民运人士、作家、学者组成了一个“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主要是针对杜导斌的事情，呼吁大家关注大陆大兴现代文字狱的情况，希望中共当局能够释放除了杜导斌等一些无辜被抓的人。此外，还在网络上推行签名运动，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刘荻等学生和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多人签名表示支持，包括丁子霖、刘晓波等学者。请问您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吗？
鲍彤：我从你这听说了。我想这样的事情很好、很好！这是一种帮助，这对公民是一种帮助，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对（国家）领导也是一种帮助，帮助那些违反宪法的人能够提早悔悟，改正错误，不要再深陷下去，不要再犯更多违反宪法的罪。
我看这也是一种压力，将会推动中国走向进步，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这个共和国是假的！现在的共和国非常类似于五十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我当学生的时候把中华民国叫成“中华党国”，我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很像一个中华党国，既没有人民，也没有共和，主宰一切的就是党－－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我们国家的特征，这个特征我认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是不相容的。
记者：在网上签名要求释放杜导斌的人士，除了一大批海外的民运人士和学者之外，还有一些是国内人士，他们都签上了自己的真名，还写上自己所在的地方和职业等，很大胆地把自己的身份曝光，您觉得这是否表示中国有希望呢？
鲍彤：这是一种希望！这说明中国进步了。中国的领导人不必为此而感到恐慌，他应该感到如果老百姓敢于用自己的真名字来发表意见的话，说明老百姓对领导人还抱有一定的信心。希望他不要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如果是鸦雀无声，那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对一个革命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共产党还想继续做革命党的话，它应该对鸦雀无声感到害怕。当然如果它不想再当革命党的话，而想当别的党的话，比如说如果想当人民都害怕的党的话，（对鸦雀无声）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它达到了它的目的。
记者：请问您会参加网上签名活动和参加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吗？
鲍彤：我觉得签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支持这个事情、赞成这个事情；我对这种行为感到敬佩，我对这种迫害政治犯的行为表示谴责。我自己作为公民对于我们的国家竟然是这样一个国家感到可耻。
记者：中国新领导人上台以后，风格好像与以前的领导人不一样，国内外的人对他们寄以厚望，他们的名声也比较高，但杜导斌等无辜人士先后被捕，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您对新领导层有什么评价呢？
鲍彤：我们正在观察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如果处理的结果跟原来的一样，那么我们会说：“新政等于旧政”；如果处理确是不一样，包括这次签名的确起到作用，那么我们会说：“新政真的是新政”。这就是我们密切在注意、观察、分析，准备作出结论的问题。
记者：您刚才说对政府的做法感到可耻，我们在海外，除了签名表示支持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您认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鲍彤：我想方法是要十四亿的人，每个人都动脑筋去想出来的，海外根据海外的情况动脑筋想出来，在大陆就根据大陆的情况动脑筋想出来。刚才你问我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我说最有效的办法不是不说话，最有效的办法是大家都说话。
记者：据您了解，大陆老百姓对“公民维权”的意识有否改善呢？
鲍彤：我看这也要靠十四亿人自己表达出来，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有声音是一种表达，没有声意也是一种表达。你知道鲁迅有过一句诗吗？叫“于无声之处听惊雷”。无声也是一种抗议，而且很可能聚集以后会爆发出惊雷。鲁迅先生的建议当然是值得我们重视。
记者有采访的责任，而公民，根据宪法，有言论自由，这是非常正常的，禁止记者采访，禁止公民说话，这就是反常的，或者说这是变态啦，那就不好啦。
记者：其实，鲍先生也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发表文章和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言论都是比较大胆和尖锐，您觉得当局是否针对一些名气不太高或海外不太认识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呢？
鲍彤：我看它（中共当局）是感到鲍彤这个人并不举足轻重，不可怕，废物一个，已经过时了，所以就无所谓了。哈哈哈。
记者：鲍先生您在海外的影响力其实是挺大的，您觉得当局针对好像黄琦、杜导斌、刘荻等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多人认识的知识分子来对付呢？
鲍彤：因为它们（中共当局）害怕年青人，它们害怕未来，因此它们现在为这些年青的勇士准备条件，为他们准备将来工作的条件，我看它们实际上不能起这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