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1日讯】在美国的大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大型专机。我银团没有这样的的财力，所以，购买的专机很小，是一架1995年生产的波音737飞机，在美国国内飞行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要跨洋飞行，显然不很合适。
1996年，因为与日本富士银行进行一个合作。所以，我和银团的Frank带着一行六人前往日本商谈公务。因为我在1983年曾为政府工作被派驻日本8个月，对日本应该是很熟悉，加上会讲一口流利的大坂口音的日语。所以，对此行日本并没有什么担心。
我和Frank先生坐全日空的头等舱，其他四人坐公务舱。十几个小时后就到达了日本东京机场。下了飞机排队等候过关。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中国陕西省的考察团，刚从美国返国，途径日本。一见是中国人，我就和他们用中文聊了起来。很快轮就到了中国访问团边防检查，中国代表团的领队与日本边防官交谈着，不知什么原因，二人争吵了起来。只见日本边防官指着中国代表团，让他们站到一边。我一见轮到我们了，我就和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再见，走向日本边防官面前。谁知日本边防官却让我和中国访问团站到一起。我知道他见我是中国面孔，又和中国访问团用中文聊天，误会我是他们一起的。就用日文对他讲：“下一个应该是我”。虽知日本边防官并不理会我，仰着脑袋向我身后的Frank招手。Frank先生一见，笑着摇了摇头，用手指着我说，“应该论到他了”说完，对我做了一个鬼脸：“你不是日本通吗？”谁知这位日本中年边防官还是客气地招呼着Frank先生。我一见怒气上来了，走到日本边防官面前质问：“你为什么不对我进行验证？”
日本边防官脸无表情地对我说：“你需要等待特别检验”。
“为什么”我改用了英文：“你歧视我，我要控告你”。
日本边防检查官仍是一样的面孔：“你可以到旁边的房间控告我”说着指了指右边。然后，又向Frank先生招手。
Frank先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站在原地不动，向日本边防官耸了耸肩。
我大声地说：“你不给我入境，你需要向我国使馆报告”。
日本边防官一听我在大声叫喊，忙将附近的警察叫了过来。警察马上就要拉我。Frank一见，忙和随员走了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日本边防官，客气地对他说：“这个中国人扰乱秩序”。
Frank一听楞住了：“他是美国人”
“什么，他是美国人？”日本边防官有些吃惊了，忙叫住了正在拖我的日本警察。走了出来对我说：“非常抱歉，你的日语讲的真的很漂亮，我刚以为你和那些中国人是一起的，很抱歉，我向你道歉”。说着对我深深地鞠躬。
“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我真的气恼了。我大声地说：“我要控告你，你把你的名字和证章号码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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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机场，日本富士银行的小姐早已在等待着我们。我气愤地对她讲了过关的事情，接待小姐一个劲地道歉，我坚持道：“我需要你们的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无奈，接待小姐马上与富士银行进行了联系。我们一行坐在咖啡厅里等待结果。半小时后，一位日本边防官和一位长者来到了我们面前。马上就是鞠躬道歉。我坚持让随员写了一份文件，将事件记录下来。然后请他们签字。我郑重地对他们说：“我可以原谅你们对我的误解，但决不原谅你们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有权利控告你们”。
全日空公司的人员一见僵持着的局面，忙递给我一份表格：“请您将您的名字和地址写上，我们公司将给你寄送一张免费的一年内有效的美日往返机票做为对您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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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早晨，富士银行派来了专车接我们前往银行商谈投资生意。我很清楚日本人的手段，虚伪的面孔隐藏着卑鄙的心态。我和Frank早已经对此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也准备了没有头衔的名片。进了会议室，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人又是鞠躬又是感谢，但在生意方面却反复无常，斤斤计较，绕来绕去。可恨的是日本人看到我说的很流利的日语还以为我是翻译。对我的话根本就没有答理，一直对着Frank先生讨好。我一看情况和我想象的一样，就找个理由说要出去。日本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忙找来自己的翻译给Frank一行进行翻译。我和Frank先生会心地笑了笑，然后走了出去。一出富士银行，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新宿玩去了。
日本我曾住了八个月，虽然是十多年前，但面貌并没有改变太多。凭着一口日本人都难以辨别的日语，我一直玩到了转天的凌晨。但我只和Frank通了一个电话，交换了谈判的看法，通知他我住到了我在东京的一个朋友家中。
我走之后，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日本人与Frank他们翻来复去地谈了一天，到最后Frank先生告诉他们：“我做不了主，我的老板是Bill先生，他出去了”。这时候论到日本人吃惊了。才知道谈判找错了对象。忙派人打听我的去处。我们预计的行程只有四天，已经二天过去了，还有二天，但真正的谈判还只有一天半。等到了晚饭，仍没有见到我的踪影。富士银行专门在我们居住饭店派人等候。也是没有踪影。Frank告诉日本人说：“Bill先生住在朋友家了，他不想让人打扰”。
第三天下午，我独自来到了富士银行，走进会议室一看，日本人和Frank一行仍在无精打睬地讨论著。看到我回来了。日本人忙向我道歉。我也装出一副很疲惫的样子和他们道歉。我当着日本人的面询问Frank谈判的结果，我故意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小声地对Frank先生说：“日本边防官的事情让我很生气，日本这国家很令我失望，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里投资我不放心。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谈了，我们明天可以回家了”。日本翻译听了之后忙将我的话翻译给他们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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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日本人照例请我们吃饭，我们谁都不提谈判的事情。尽管日本人小心地奉承着我，但我深知日本人的劣根性，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第四天早上，我们打好了行李，将住房退掉。一起来到了日本富士银行。我一见到他们就装出一副很痛心的样子：“很抱歉，我们在这此合作中没有成功，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合作并能合作成功”。
日本人一听，忙说：“尊敬的Bill先生，我们已经基本同意您的方案，但我们希望您能对您的方案有一点小小的改动，如果您能同意我们的小改动，我们马上就可以签约”。
我一听就知道日本人又在耍花招，我一口回绝：“我不想在浪费时间了，很抱歉，我不能认为你们会有诚意，我很了解日本人的性格”。我看了看脸在发红的日本人：“如果您们有诚意，我相信我们的方案应该能够接受，你最好给你的老板再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日本人显然明白了我是一个日本通，忙擦了一下涨的通红的脸：“我可以马上与老板联系，请您们坐几分钟”。
半小时过去了，富士银行的老板与谈判人员一起走进了会议室，高兴地对我们鞠躬行李：“很高兴能和你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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