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聚餐结束后，网友们各奔东西。我是怎么下楼的，又是如何随车到茶楼的，细节现在都回忆不起来。
到茶楼继续神侃的人不多，全是几个大男人，没有MM，连茶楼准备派来助兴的小姐都没让她们进来。秦耕想正儿八经地讨论点问题，但像所有茶客们一样，聊天一会儿就变成了天马行空，主题跑了，范围没了，局促消了，没有主角，没有配角，没有绝对的演说者，也没有谁甘心情愿只做忠实听众，因为晚餐时每人喝了点酒，面红耳赤脖子发粗便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常常是一位的话还没讲完，话头已经被另一位临空夺走，要把这样的内容回忆并整理出来，简直是自个开自个的玩笑。
不过，有两个话题是清晰地记得的，一是是否害怕坐牢，二是结社。
对于坐牢，仅从道理上讲，我并不特别担心。我自问没有做过什么应该下牢的罪恶，发发文章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有宪法做保护，不构成坐牢的理由。不过也说不定，在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中国，凭良心讲真话，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在犯法——那些真话是可以被名之为“有害信息”的，专政机器没有多少人性，指不定哪天像刘荻
或杨子立那样被抓进去。但即使坐牢，我也并不很怕。陈独秀说过，出书房入牢，
出牢房入书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敢于持不同政治见解，不知改悔地走自由主义道路，过去是可以掉脑袋的，现在不担心掉脑袋了，但入狱的心理准备我早就有，所谓“怕坐牢就不是自由主义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潜意识中，我不怀疑自己已有一只脚踏在牢门口。如果某一天真的面对牢狱之灾，我也会坦然自若。只是，坐牢能改变什么呢？能解决什么呢？难道坐过牢之后我会放弃自由主义，改
信共产党主义？
对于结社，闲聊中谈到了结社的好处，比如说若是有谁出了什么事，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从内心深处说，结社我举四只手同意。闲聊的人们中，以危险性相对而言，我是突出部，被国安盯得最紧，危险最大，哪天万一有个不测，有几位朋友帮忙呼吁和策应，自是求之不得。但也正因为我的危险性大，成立这样的社团就有点把大家与我绑在一起的感觉，却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倾向于在条件适宜时搞一个沙龙性的团体，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一起讨论，给大家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不过，由于我是写政论的，成立这样的沙龙，很容易被当局理解成是政治性社团。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的前车之鉴不远，大家最后识趣地停留在雷池之后。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兴趣结社，却只能侃侃，事后引发了我的一连串思考。为什么我们一谈到自由结社就如此谨慎呢？难道结社自由不是一项宪法权利？不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自由结社有什么错？从何时起我们的结社自由权被剥夺了？谁剥夺的？为什么一旦公民成立或参加非共产党的政治性社团组织就因“有组织有纲领”面临被镇压的结局？那些剥夺公民自由结社权的“法律”与保护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到底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非法，还是那些“法”违宪？
结社自由像言论自由一样，是政治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受到联合国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的保护。那些剥夺或变相剥夺这项权利的“法规”或作法不合法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须作过多论证。我有些后悔自己当时的退缩，一边讲着公民不服从，一边却不能以公开的结社明确表示对当局剥夺公民结社权利的不服从，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知行脱离而羞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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