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从武汉市回到家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也许会在今后结出苦果。家人反复要求我“遵照指示”按国安留下的号码回个话。电话那头倒是心平气和的很，只要我“今后别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放下电话，老婆开始向我诉说这几天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一方面，我对因自己的行为使得妻儿遭受无端的恐惧而愧疚，一方面为自己平安而庆幸，同时，却又感到有些话必须与有关方面作些更深入的沟通。需要沟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据我妻子称，国安的先生们对她威逼利诱，其中让她担心的一项就是要让我下岗。我要请问先生们，我的工作职位是您们给予的？或者您们是人事行政机关？
我犯法了吗？国安局有什么职能来威胁下我的岗？我与您们是同样的公务员，国家公务员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忠诚于国家利益，是为国家服务，为民众做事，不是为哪一个政党的一己之私服务。作为国家公务员，秘密警察与我一样，是靠纳税人的血汗钱养活的，不是靠哪个党的党费圈养的，不是保护哪一个政党永远在台上，如果是靠一个党养活的，便应该改称为“党安局”。秘密警察如果忘记了自身的根本职责，才真正应该下岗。我想，明智的国安局官员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国安局不是社会和全民总管，不可以为所欲为。政治文明的国家绝对不应该是秘密警察为所欲为的国家，秘密警察横行不法的好日子已经伴随戴笠王朝的腐臭和前苏联的崩溃而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在此我想提醒您们，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把一个公民当作敌对势力来对待，在我国，把公民当敌人整的例子已经不少了，肃反，反右，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自己在寻找和制造敌对势力，都是一页页血淋淋的历史，当时做的人无不认为绝对必须和绝对正确，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了，全是悲剧。
第三，我的文章是不是发表在海外“反动刊物”上？据我妻子讲，国安曾当着医院院长的面严厉地指责我，不该经常在海外反动刊物上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这个话后半句可以商榷，前半部分我是根本不能接受的。首先，对于批评我的政论中存在偏激言论，我可以接受，对一个作家文风的批评是读者的权利，我不作过多辩解，只想说一点，偏激与不偏激都在言论自由范围之内，既不构成罪过，也不是我不能在海外发表的理由。其次，海外的刊物是否反动，我想这个就不能以国安的先生们的意见来定义了。我们先弄清什么是反动，词典的解释是：反动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什么是旧制度？假民主的专制制度才是旧制度，什么是新制度？真民主制度才是新制度。大纪元等海外刊物积极促进中国民主进程，为实现真民主不懈努力，它们不是在维护旧制度，而正是在反对旧制度，它们不是反动，而是“正动”，标标准准的“正动”！我向正动刊物投稿，何错之有呢？
我想，国安的先生们极可能是把反对派与反动派给搞“等于”了。反对派与反动派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反动派一般是用来指涉违背人民意志和“时代潮流”的人或势力。反对派则可用来指称意见不同的双方，当一方与另一方意见不同，彼此相对于对方都是反对派。反对派不一定是反动派，不反对派倒极可能是反动派，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则必定是反动派。这是历史早已作过无数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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