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哈尔滨市的宝马车撞人案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网民反响之烈，可能超过孙志刚事件。后者借助网路的力量，给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最终导致恶法的废除。宝马案最终能否给中国社会带来类似的进步，目前尚不得而知。同后者一样，宝马案被社会聚焦，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尤其是贫富矛盾的激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是共同贫穷。1978年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差别、甚至贫富悬殊。随着改革的逐渐推进，这种贫富悬殊不断拉大。目前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矛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宝马案中的当事双方，恰恰代表着社会的贫富两极。一极是拥有亿万财产的富婆，雄居金字塔的顶端；一极是为生计而奔忙的农妇，屈身于金字塔的底部。富婆驾驶的宝马车朝农妇辗去，似乎象征着上层富人对底层穷人的蹂躏。在缺乏正常的创富机制的中国，有多少富人不是依仗与权力的结盟、并对穷人压榨、盘剥而致富的呢？财富并不是一种罪恶，罪恶的是攫取财富的非法和非道德途径。宝马事件中民众的愤怒，表面上指向的是富人，实质上指向的是产生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的畸形的社会制度。
很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只能产生因官商勾结而致富的胡雪岩，而不可能出现因勤奋、智慧而致富的比尔．盖茨。即使宝马案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民意对宝马车主作出几乎一边倒的道德谴责，也是事出有因的。在当下体制的中国，“为富不仁”不是穷人对富人的一种偏见，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的最初一段时期，还是整个社会群体普遍受益的时代。但改革越到后期，随着金钱和权力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受益的群体也是越来越少，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改革后期直接的利益受害者。这种利益的受害，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和法律的。比如，在对宝马肇事车主判二缓三的司法裁决中，民众就很难相信司法的天平不向代表权钱一方的宝马车主倾斜。因为，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司法不可能是捍卫社会正义的公器，而只能成为权贵者手中所摆弄的工具。如果不是相对独立的网络媒体的出现，那无权无势的穷人面对富人以及富人后面强大的国家，才真正地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矛盾的不断激化，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机所造成的，那麽，目前中国同样没有缓解矛盾的某种社会机制。宝马案由一起交通事故演化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表明，极端的贫富矛盾已使社会走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危险境地。启动1980年代末遭到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走出危境的唯一路径。否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国家出现全面的社会震荡，不论是富贵贫贱，都终将无法逃逸。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