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10月6日专电）刚获得二零零四年“Lettre”杂志“尤里西斯报导文学艺术奖”首奖的中国作家陈桂棣和他的夫人吴春桃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政府官员应该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在柏林接受中央社记者的专访时表示，作家写作要有社会责任，他们撰写“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不是要让人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他们也相信，这本著作不会危害到政府的统治基础。
回忆当初创作这本书时，陈桂棣表示，他们夫妇两人多年来走访农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到了二零零零年3月2日，湖北省监利县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信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说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第一次将中国的农民问题直接传达给高层。他们夫妇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下定决心用最鲜活的材料写一本书，来诠释李昌平的这三句话，让生活在中国的人──尤其是决策者，看看三农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
刚好就在这一天，吴春桃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陈桂棣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免苦笑着说：“怎么那么凑巧，国事家事全搞在一起！”
谈起小孩，吴春桃脸上带有一丝愧疚。她说，10月1日那天他们夫妇开始离家下乡开始调查采访，孩子就交给老邻居带。由于长年生活在乡下，孩子到了两岁半还不会叫爸妈，让他们夫妇感到愧对孩子。
谈起“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对中国的意义，吴春桃认为，现在不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政府官员应该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而中国的新闻媒体已经到失语的地步，几乎只能见到正面歌歌功颂德的文章。
不过她说，这本书不致于危害到政府的统治基础。
对于“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国内靠盗版广为流传，但在媒体上却消声匿迹的现象，陈桂棣坦承认，他们的这本书肯定是犯了天条，触碰了改革开放后的禁区。不过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向他们正式传达这本书被查禁的消息，让他们夫妇也感到纳闷。
这本书毫无遮掩地描写中国农民受地方官欺压而反抗的故事。陈桂棣分析说，现在很多的中国农民去城里打过工、见过市面。书中描写的情景，显示农民实在是不到饿死不告状。这些原来应该讲道理的农民，最后愤而进京抗议，其实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之一。被问到要如何运用这笔五万欧元（约六万一千美元）的奖金，吴春桃坦承还没想过。不过她说，以前要写通俗文学赚赚稿费，还要到处借钱、自费秘密采访，现在有了钱就有了保障，可以写自己想写的。
她还透露，现在他们夫妇还在进行中的官司将是下一本书的主题，这可以好好反映中国目前的法治问题。不过将来，他们还是要继续写三农的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已经被当局查禁，下一本书还能找到人出版吗？陈桂棣不会用电脑，一向包办“代打”文稿工作的吴春桃说，他们自己出版的话，老百姓看不到，起不了什么社会作用；不过找出版社一事，目前看来是不太乐观。
陈桂棣、吴春桃夫妇，预定6日离开柏林返回中国。
风行全中国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能获得世界级报导文学首奖的幕后推手是曾在台北当过驻市作家的杨炼，他是“六四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
目前旅居英国的杨炼是最早直接向主办这次大奖的“Lettre”杂志德国总编辑贝柏立希（Frank Berber-ich）亲自推荐这本书的。因为他认为，这本书最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当下的处境；而这个奖，刚好最适合颁给中国。
杨炼从“六四事件”后就流亡海外，四年前曾在台北当过驻市作家。他说：“中国是一个问题非常多的地方，不过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就像是月亮看不见的那一面。现在透过这本书被人们盗版、传阅，农民问题在中国已经不可回避了。”
他指出，这本书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明白地指出了造成现在中国农民困境最根本的结构性原因。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于二零零一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奖给奈波尔的典礼上，大声疾呼要成立一个颁给报导文学的“诺贝尔”奖。
当时已经筹备“尤里西斯”奖多年的柏林“Lettre”杂志社，全力推动进行。“尤里西斯”奖这两年办下来，在西方媒体已经引起相当大的回响，有人认为这个奖就是报导文学的“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