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7日讯】二○○四年十月十八日重庆市万州区发生有四、五万居民参与的包围政府大楼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无故殴打一位当地人称“棒棒”的搬运工，而政府和警方又袒护打人者。最后政府和警方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据报导，警方还拘捕了数十名参与者。这次事件发生在重庆万州，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和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三峡工程所造成的政策性工人下岗和失业、重庆市政府的贪污、腐败分不开的。
贫富对立最严重地区之一
重庆是中国大陆在一个相当小的区域内贫富对立最严重的地区。官方报导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其中90%以上集中在重庆，而万州又集中了近80%的三峡工程移民。按照李鹏的说法，三峡工程移民和过去许多水库移民不同，采取的是开发性移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移民安置费为移民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为农村年青人提供进城当工人的机会。多少三峡库区的年青人为这个“千载难遇”的富裕之道而振奋。
李鹏当总理时说，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三峡工程移民全部可以在当地安置。
后来朱镕基当了总理，他说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小，十六万农村移民必须远走他乡，到异地去安家。而到异地安置的移民又是绝大多数来自万州。根据国家民政部的一位局长在
中国新年时的讲话，绝大部分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并没有在安置地找到养家糊口的可能，无可奈何只好进城去找工作，就是加入了学者所说的“流动农村劳动力”的行列之中。据笔者所知，许多三峡工程移民（包括在异地安置的）在重庆、万州、涪陵等地当“棒棒”。搬运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养家糊口。一个“棒棒”受到欺负，容易激起“棒棒”群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剧烈反应，其中包含了三峡工程移民对自身状态的不满和上当受骗后的愤怒。为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有一个知青受欺负，那些看上去书生气十足的中学生，包括女生在内，会抱成一团，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反抗，这和万州事件有十分相似之处。
三峡工程迫使城镇工人下岗
不可否认，国家在三峡工程中和三峡库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受益的不是三峡库区一般的居民，更不是三峡工程移民。比如国家在万州投资的盐化工厂，原来计划要安置一万三峡工程移民劳动力，实际上只安置了一千职工，还不足安置原化工厂的职工。
本以为安置三峡工程移民的容易之处在于这113万人中只有约40%是农村移民，而60%是城镇移民。城镇移民只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而不存在提供工作位置或农田的问题。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三峡工程要淹没工矿企业1625个。按照宪法和法律，三峡工程必须对淹没工矿企业进行赔偿。这些工矿企业本来可以利用赔偿资金进行资本重组、技术改造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但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却以这些工矿企业大都是老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差，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对环境污染大为理由，将这些受淹企业分为搬迁重建和淘汰两大类，三峡工程只对搬迁重建漱u矿企业进行赔偿，而对需要“淘汰”的企业实行破产关闭，不给予赔偿。这类需要“淘汰”的工矿企业个数为1011个，占淹没工矿企业的绝大部分。通过这个破产关闭的办法，使得三峡工程省去了几百亿对淹没工矿企业的赔偿费，三峡库区大量职工也随着三峡大坝的耸起、工矿企业的破产关闭而被迫下岗、早退或失业。在全国四个直辖市城市中，重庆是下岗、失业比率最高的，而万州又是重庆市中下岗、失业比率最高的。
三百万贫困人口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的多数是就地后靠安置，到山上去开垦山坡地，建梯田。虽然说中国的资源环境保护法和水土保持条例都禁止在坡度为25度以上的山坡上开垦农田。但是中国的法律没有政治家的一句话大。李鹏说可以在山坡上建梯田，因为梯田的坡度不会大于25度。这贫瘠的山坡地就成为失去了的肥沃河谷地的替代品，成为农民生活的根基。还有一些移民则是依靠水库的消落地而勉强地生活着。
二○○四年九月重庆开县（涉及开县、万州、云阳等地）的一场大洪水，冲垮了这些新开垦的农田，冲走了一年的庄稼。九月五日晨，万州区铁峰乡虎头寨山体滑坡，吉安村十二个社一夜之间一片狼藉，八百多间房屋全部垮塌，二人死亡四人受伤，一千二百多人紧急撤离，牲畜、家禽及现金、家俱等财产无一救出。一千二百人成为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据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先投入四十亿，后又投入110亿人民币治理三峡地区的滑坡，并且建立了三峡地区滑坡的卫星监测系统，这样的灾难本不应该发生。实际上，大洪水引起了滑坡、泥石流。新建的道路发生塌陷，新建的移民住房发生裂缝，水库消落区中的农田被冲毁……
有人说，三峡工程的移民得到安置，他们的收入比以前有所提高。一个三峡农民一九八六年的年收入为二百元人民币，二○○三年的年收入为一千元人民币，收入是原来的五倍。实际上，能说这个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吗？一九八六年他可以用二百元的收入买一千多斤米，二○○三年他用一千元人民币连一千斤米也买不到。在重庆市生活着三百万贫困人口，二○○四年九月重庆开县洪水将使更多的人进入或重新返回贫困状态。
三峡移民上诉无门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三峡库区人们看到的最多的一个中国字，就是“拆”。作家兼摄影家王以培在三峡库区拍摄了许许多多照片，记录了三峡工程移民被迫搬迁的心酸故事。他的照片中记录最多的也是这个“拆”字。他在《三峡记忆》一书中用“拆”作为一个章节的题目，在这一章节中收录的全部是被涂上“拆”字的房屋。
在中国，目前到北京找中央政府上诉的，就数涉及征地和房屋拆迁的案例为最多。但是三峡移民连这个上诉的权利也没有。原万州云阳县高阳镇的何克昌四人上北京“告状”，却在北京被万州云阳的员警抓住，先关进秦城监狱，然后押回云阳，被判刑三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扰乱社会秩序”，最后被关押在万州长滩的三峡监狱。据不完全统计，仅高阳镇被抓、被关、被判的三峡移民除何克昌外，还有姜青山、温定春、冉从新、万小春、姚建生（均判二年监禁），姚福庆、姚建东、熊世杰、何正奎、陈其山（均判一年监禁），王爱秀、罗春燕（判三至十个月的监禁）。
何克昌在狱期间，高阳镇居民在经济上给予他家资助。三年刑满出狱，高阳镇移民为他送去大红锦旗，上面写道：“为移民请命，受牢狱之苦”。在这锦旗的字里行间，就是重庆万州事件的社会原因。
二○○四年七月，万州把“最后”一批额外增加的2.3万外迁移民送出了三峡，送到几千里之外去安家。在这外迁的移民队伍中，平均每七─八个移民就有一个国家干部和保安人员“护送”至目的地。移民到了安置地之后，不得再重返故乡。这个情景和历史电视剧中的“流放”倒是十分相似。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不依照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却动用国家暴力，罗列莫须有的罪名将据理力争的老百姓抓入监狱，这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吗？
“精英阶层”没为民谋利
在重庆，一面是一百万移民、二百万下岗、失业和三百万贫困人口，另一面是数十万的所谓“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知识、文化和社会精英）。
根据国家审计委公布的全国二○○三年违纪资金资料（《动向》二○○四年十月号），重庆市政府的违纪资金高达六十亿人民币，比北京市还高，在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居上海之后，名列第二。这些违纪资金被用于购置超标准的住房，购买高级轿车，出国考察休假，发付水电费、交通费的补贴，发付工资津贴、奖金，子女出国留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建设的葛洲坝工程发电之后，对水库淹没区宜昌地区采取了特别优惠的电价，价格只是全国水准的约六分之一。而三峡工程上马之后，三峡淹没区不但没有享受任何优惠电价，反而电价不断提高。三峡工程使得长江水流变缓，三峡库区水质变坏，而三峡淹没区的居民却要为此多支付污水排放费。表面上涨价涉及所有人，但是重庆市的中高级干部有政府为他们发放水电费补贴，所以这部分涨价实际只涉及平民百姓。再说不知受涨价苦的官员们，也没有真正为当地老百姓的利益而据理力争过。
重庆有个大交通规划，已经建造了四五条高速公路，花了大量的资金，每公里高速公路的造价比德国还高，由此也造就了一批千万元、上亿元的社会主义新富翁。原指望靠高速公路上收“买路钱”来支付国家的贷款，但是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数只达到规划的百分之十几，最高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好在不用决策者自己掏钱，也不危及他们的宝座，只是银行中又多了几百亿坏账。重庆大交通规划中还要建几个大港口，都是机械化、自动化的。到那时，“棒棒”也将要失去他们的饭碗。好在重庆几个港口在三峡水库蓄水的影响下，都会有严重的泥沙淤积、卵砾石淤积问题。按照张光斗先生的建议，将来必然要“挖泥不止”，“棒棒”们只有去挖泥了。
——动向月刊200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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