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纽约12月10日讯】 12月5日﹐《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在纽约‘评共产党’研讨会上做了《共产党和农民问题》的专题演讲﹐并于会后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程晓农属老三届初中生﹐于1969年从上海去安徽农村插队六年﹐“因此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程晓农称自己插队的地区在中国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六十年代该地却变成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安徽这个贫穷地区生活六年后程晓农到地质队工作。1978年﹐程晓农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在该校继续念研究生﹐取得硕士后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原以为那里是中国宪法所说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为中国改革多做点事情。但去了之后﹐方知它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共产党官僚机关”。不久后程先生又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几年后辗转来美。以下是记者根据记录整理的讲话内容。
程晓农﹕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共产党和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农业大国﹐现在约有8-9亿农村人口。
从历史上看﹐中共是靠农民运动起家的。那么自共产党掌权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民是不是过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农民在这五十年当中﹐只在中共建政的最初阶段和毛泽东死后分别过了几年好日子。首先﹐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民光靠种地是没有办法养活家庭的。许多地方的农村人若不到城里打工挣血汗钱就无法养活自己。不管城市如何现代化﹐其实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并没有显着改善。这么长时间﹐农民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究竟是由于政策的短暂失误还是有其他制度性的必然原因﹖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大陆学者做过研究﹐其结果表明﹕中国历史上农民比较自由的年代是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政府基本上不管农民。如果没有天灾﹐农民的生活基本上还过得下去。以后因为有了战乱﹐接下来是日本侵略中国﹐农村情况开始恶化。但从来还没有糟糕到1959至1961年那种严重程度﹐当时全国农村人口共饿死三千万。我当年插队的村子﹐那时农民就有一半人饿死了。在九十年代后期﹐农民生活水准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农村人口上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产品价格下跌等综合因素。所有对农民不利的因素﹐在九十年代后期都集中压向农民。要比较农民的状况﹐不能单纯是纵向比较﹐而应该是横向比较﹐与其他国家的农民状况相比﹐这样才有意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从来都是为共产党自己着想﹐决不是从农民的利益着想。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支持下出来闯荡﹐参加革命。早期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运动失败了﹐他在城市混不下去时就跑去了农村﹐投奔了毛泽东建立的农村根据地。毛泽东搞的农民起义和中国的传统农民造反没有区别﹐是梁山泊式的占山为王。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不同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的地方在于﹐中共把农民造反和马克思主义揉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宣传﹐很容易在农村产生扩散弥漫效应。
毛在中共革命时期发动过农村的土改﹐目的是动员农民为共产党提供兵员和粮食。抗战期间﹐共产党借日本侵入中国﹑日军没办法顾及农村的时候﹐在农村发动动员民众。很重要的是﹐共产党运用两个手段﹐一是用政策许诺吸引他人。如许诺北方农民的“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许诺农民安逸的生活和基本的温饱。另一个手段是通过发动土地改革﹑均分土地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人为制造农村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通过组织阶级斗争调动了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的政治积极性。很多这样的人通过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成为中共的基层干部﹐形成了中共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其实﹐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农民之间本来并没有严重的阶级冲突﹐但共产党需要有政治骨干并且能从事动员﹐通过阶级斗争就把这些基层干部变成了农村中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力量。正是在土改﹑斗地主当中﹐这些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得到提拔﹐这些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保证有未来。
中共在革命时期对城市知识分子用的是另外一个承诺﹐就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那时﹐中共关于民主的调子唱得很高。
中共建立了政权﹐土地改革之后﹐短短的几年里﹐从1949年到1952﹑1953年﹐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又被中共收回去了。中共之所以急于推行农业合作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之后﹐那些勤恳务农的农民的生活迅速改善﹐但那些本质特性上不喜欢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日子却越来越差﹐这些干部着急了﹐觉得他们跟着共产党并没什么好处。于是毛泽东决定尽快发动土地合作化﹐这样基层干部有事做了﹐又可以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了﹐而勤恳务农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听命于基层干部。所以﹐从1955年到1958年﹐中共先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实行初级社﹑高级社﹐然后转为人民公社﹐土地变为完全公有﹐彻底剥夺农民的自由﹐使他们变成变相的农奴﹐做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大家一齐吃大锅饭﹐锅灶砸掉﹐家庭不许养鸡鸭﹐一切走向极端的共产主义模式。当然﹐毛泽东急于这样做﹐还有别的野心﹐就是在斯大林死后﹐毛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要当这个领袖﹐就得有本钱﹐所以他要让中国快速工业化﹐同时粮食产量翻几番。于是毛就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大炼钢铁”﹑“放粮食单产卫星”﹐胡折腾的结果是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农民。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中国共产党达到自己的执政目标后﹐就彻底剥夺了农民的权利。中国共产党的户籍控制制度﹐把城市和乡村的户籍区分(在国民政府时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限制)。60年代初﹐周恩来帮毛泽东设计了这一套歧视农民的户籍控制制度。印度历史上残留有贱民制度。而中国的贱民制度却是中共在1960年后新制造出来的。设计这套制度的原因是﹐“大跃进”之后﹐粮食没有了﹐农民只好逃荒﹐但共产党怕逃荒要饭的农民进入城市﹐影响党的形像﹐就用农村里仅有的粮食养活民兵﹐在交通要道口设岗放哨﹐不许农民离开家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跃进”后走投无路的农民才被迫饿死在自己家里。从那时开始﹐农民就不能自由迁入城市居住﹐除了当兵提干或者上大学中专这些特殊管道﹐农民通常情况下不能自己搬到城市里正式落户。农民的孩子结果被共产党变成了世代的贱民﹐完全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
毛泽东死后﹐农民都希望改变毛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邓小平也发现人民公社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只有破坏性的影响﹐于是政府就开始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并恢复了农民耕作经营的自由。但到了80年代后期﹐农村生活水平又开始下降。据我的研究﹐用中国官方的资料分析发现﹐安徽﹑贵州等7省农民从1987年到1994年的年平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政府把金融资源向城市倾斜。
从90年代开始﹐农民要改善生活处境﹐就只能进城打工﹐拿的是最低工资﹐所有的外资和私营企业能赚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雇佣只能拿最低工资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工资只能糊本人的口。同时﹐九十年代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摊派大幅度增加﹐农村的基层官员也想发财﹐他们的子女亲属如果不想进城去当农民工﹐就留在农村当干部﹐于是农村干部的数量在短短的十年内从2千万上升到6千万。
中国农村乡政府的干部﹐70年代都住在乡下﹐而到了1998年﹐95%的乡镇负责人的家都在县城里。每年这些乡干部坐着公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购车﹑司机工资﹑汽油﹑保险总共要花去五千个亿。他们买手机﹐出国旅游的花费也全都压在农民头上。这样农民的经济状态当然就越来越困难。农民务农不能养家﹐只好外出打工﹐让垂老的父母留在家乡应付地方官。最极端的例子是﹐湖北的一个乡出现全乡大批农民逃亡﹐躲避乡干部的摊派﹐这个乡不少农民逃到海南省海口市拣破烂﹐但乡干部为了从本乡农民头上刮钱﹐追到海口去要外逃的农民交各种摊派费用﹐理由是不管你们在哪个天涯海角﹐家乡的税钱还得交﹐不然我们干部就没钱拿了。
有人担心﹐中国如果没有了共产党﹐民众该怎么办﹖这是城市人关心的问题。在农村﹐农民们不会这样问问题。共产党政府对农民是基本上不提供任何帮助的﹐却只是给农民制造捐税负担的枷锁。没有共产党﹐农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而在城市里﹐有些人要靠共产党的体系养活他们﹐所以担心没有了共产党﹐就衣食无着。
共产党靠农村起家﹐但当今中国社会里牺牲最大的就是农民﹐付出最惨重代价的是农民。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从来都是为它自己着想﹐而不是为农民着想。@
12/21/2004 经发言者本人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