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余杰﹕北大与清华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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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6日讯】炎热的八月,每年都是高考分数公布、考生填报志愿、高校录取新生的时刻。今年,许多网络公司积极参加到相关环节中,热心地为考生和他们的家庭传递信息、释难解惑,同时也让自己获得无限商机。

据国内排名第一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报导,今年依然是名牌大学炙手可热。北大和清华等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环境优美的一流名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众多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众多,他们不再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被公众看作是“天之骄子”,求职难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突出。然而,对于年轻一代学子来说,一旦拥有了名校的身份,就可以不必为就业的问题而担心。尽管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人才招聘会上,某公司打出“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的惊人之语,但后来证明这不过是该公司的一个炒作策略而已。这一事件对北大和清华的声誉根本构不成伤害。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每年春天,当北大和清华的毕业生还没有完成论文的时候,许多知名跨国公司就已经争先恐后地涌入校园,挑选优秀人才充当公司未来的管理层。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名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仅意味着好工作和高收入,也意味着到欧美的大使馆签证的时候有着比普通学校毕业生高得多的成功率——大使馆的签证官员一看到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毕业证书,立刻就对证书的主人刮目相看。有统计数据证明,北大清华毕业的学生,签证成功的概率比普通学校高出几倍。

有趣的是,“新浪网”的调查数据表明,考生和家长对北大与清华各有偏爱。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北大与清华,如同英国的剑桥与牛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一样,一向是互相不服气的竞争对手。北大以人文自然基础科学见长,清华则以工程技术科学取胜,两校同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西北部,就连校门也遥遥相对。在近年来若干种“大学排行榜”中,两校的排名或一或二,处于“运动状态”。各项参数互有优劣,综合起来看可谓“平分秋色”。在今年的考生中,首选北大的人数稍微多于首选清华的人数;而家长们的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当中偏好清华的比偏好北大的略多一些。这一小小的错位,很能说明两校的办学特色以及它们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

北大的前身是戊戌变法中成立的国立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大秉承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思路,环境宽松,学术自由,能够给予每个学生以充分发展自我的机会和条件。清华的前身则是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注重实用性强的工程技术科学,素来以对学生要求严格而著称。有人说,在清华的校园里,学生脚步的频率也比北大学生要快上三分。而北大学生却说,有几分闲适和优雅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和智慧。

北大对学生的培养方式是古典的、贵族式的,在表面上的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中,让学生完成自我的定位和自我的塑造。在北大,学生能够相对自由地选择课堂和教授的课程,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面的“随便翻翻”上。这种人才培养方式最后造成了两极的分流:少部分优秀的学生成了“红花”,大部分平庸的学生则成了陪衬的“绿叶”。与之相反,清华的培养模式则对学生提出整齐划一的要求,它按照“中上之才”的标准来培养所有的学生,宛如一道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大量的作业和紧凑的课程,让大部分学生都感到喘不过气来。虽然清华难以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能够教育出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来。由此可见,两所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北大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此后无论政权如何更替,它都在不断地与中国的现实社会产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相反,清华虽然是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办教育的产物,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走上了一条“又红又专”的道路。可以说,清华一所是被新政权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得最为彻底的大学。清华的毕业生注重团队意识,契合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深味妥协之道,一般都比较能够“适应社会”。许多清华人都以“实干家”而著称,最后由“工”而仕,由工程师而成为企业和政府的管理者,乃至身居高位、左右国家政局。北大人则个
性鲜明而不内敛,他们思想超前、不安于现实,并毫不畏惧地对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质疑和批判,因此常常在残酷的现实中遭到重创。长此以往,北大人被冠以“空想家”的名号。如果说清华人多是“正剧”的主角,那么北大人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悲剧。在北京的高校中,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说,意思是清华出身之人更能青云直上、执掌权力,而北大人大都处处碰壁、郁郁不得志。在清华学习到的知识,多数能够形成一项实践性的技术,能够立即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北大的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由于市场化的程度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逐渐变成了“冷门”。然而,正是那些“冷门”学科和那些研究“冷门”学科的人,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北大所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北大人的视野涵盖了从古代手稿和甲骨文的解读到精神价值的坚守这些“不实用”的领域。在心灵上北大人远远比清华人沉重,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云生都背负着十字架。

北大与清华的不同个性,自然导致了学子与家长倾向的差异。血气方刚、热情浪漫的高中毕业生们,更多的钟情于北大,因为那里是理想主义的圣地,那里是自由主义的天堂,那里是个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开端;而深味人生艰辛、岁月坎坷和政治风云的家长们,则更倾向于聪明而朴实的清华,因为那里是“学而优则仕”的课堂,那里是“美好人生”的模具,那里是循规蹈矩的技术专家的摇篮。孩子们还没有世故到不热爱自由、不彰显个性的地步;而家长们则已经风霜满面,早过了做梦的年纪。哪个青年人愿意在学生时代就唯唯诺诺呢?相反,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多灾多难呢?我想,这也正是学生和家长对北大与清华的看法产生巨大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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