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六四”十五周年之际，纽约“六四”纪念委员会决定于今年扩大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规模，活动的声势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召集人、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表示，全球近二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六十多名代表，早在去年十月即开始筹办全球纪念筹备活动。今年全球纪念活动的几项主要内容如下：一、确定了今年全球各地纪念“六四”的主题定为“纪念六四，还政于民”；二、在全球二十多个城市与地区同时举办“六四”图片展，此次举办的图片展全球共有十七个国家、二十六个城市将同时举办“六四”图片展；三、与《大纪元时报》等媒体合作，举办全球征文活动；四﹑“六四”期间在纽约举办全球性的大型研讨会，邀请全球各地参与“六四”筹备的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五、协助各地举办烛光晚会及其他纪念活动；六、统一制作大量海报在全球各地散发和张贴，宣传“六四”纪念活动。
今年“六四”主题是“平反六四 还政于民”，相信这与近几个月来港人在争取民主路上的经历息息相关。八九年，中国学生在民主运动中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实现，然而十五年后，港人因去年“七一”游行后所引发的政制改革诉求，竟与当年学生的诉求出奇地相似。有学者分析，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六四”后北京当局在政策上改变所导致；也因为这些改变，经济危机而不是经济发展，将成为中国政制变革为民主的诱因。
赵紫阳前智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教授吴国光日前出席一个“六四”研讨会时表示，在悼念“六四”第十五个年头，中国的民主化未见有起色，是时候应该认真的反省，不单是要搞清楚“六四”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回顾十五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六四”后改变收买对象
吴国光说，中国政治十五年来变化不大，仍然是“一党专政”，但同时也有出现大的变化，否则共产党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一党专制”。而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六四事件”，也就是“六四”逻辑：“经济收买、政治打压”。
吴国光指“六四”让共产党看到农民富起来不管用，若城市人不满意就很可怕，所以在“六四”后，北京当局马上实施收买精英和城市人的政策，钱就是这么多，如果给了城市人，当然农民就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
他续说，收买政策形成了所谓专制资本主义，那就是要与官员有良好关系，才能保证赚钱，否则再聪明，以十倍、百倍的努力也赚不到钱。这就是资本主义依靠专制政权在中国发展，但反过来专制政权也依靠资本主义。
吴国光说：“共产党现在也是四个字‘老子有钱’，美国、香港、台湾不服，我有钱你能怎么样！也就是它是靠经济发展来维护它的‘一党专制’，经济发展的好处都去了官僚、与官僚互相勾结的资本家，还有为官僚体制辩护的知识分子。”
农民被推到绝对贫困
随着社会精英和城市居民被收买，社会的鸿沟在扩大。吴国光分析，当初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民获得好处为主要特点。现在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看到农民这么苦，原因为何？七十年代未期，中国改革是农民首先得到了人身自由，开始能够有种地的自主权，开始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因为“六四”之后的收买政策，农民进入不只是相对贫困，而是绝对贫困的状况。城市的下岗工人还好一点，但大庆、辽阳等地的下岗工人贫穷情况就严重得多。同样是拆迁户，如果是小城市的拆迁户就得不到任何赔偿；首都北京虽然也有被强迫拆迁的居民，也有自杀表达抗议，但是总的来说，北京的拆迁户还可以得到一点赔偿。
吴国光指这种社会鸿沟进一步拉大，不是使中国进一步现代化，而是进一步“第三世界化”。第三世界的特点就是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广大落后的乡村地区之间的鸿沟非常大。
吴国光说：“中国近代发展的另一特色是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关系，现在是血肉相连。”中国成了外国资本家的“乐园”，中共也不愿牺牲任何与外国资本的密切连系。
收买政策、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以及经济走向国际化等三个因素，吴国光认为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结构下，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危机，会为中国带来民主。
经济危机将带动民主
他说，其实任何危机都可能改善中国的政治，但中国最根本的危机是经济的危机。经济危机一旦出现，现政权的所有合法性都会破产。“现在（中共）为什么干那么多坏事，大家还说：你让我有钱赚就行，没钱赚就没人理你。”经济危机如果来临，中国民主化契机就来临。
然而，若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民主化，就会使社会产生震荡。既然是社会震荡，那就意味着下层民众广泛的不满，引起了民主化，而不是上层的恩赐。
吴国光认为，目前在中国的体制内推动民主化已经很困难，因此香港在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的角色比以前更重要。工人要求权力的运动，如果要成功，就要有组织，这不一定要成立一个组织，只要大家互相联系，或是西方概念的公民社会，是自发性的组织。
他认为，支联会是一个最好的典范，这也是为什么北京政府这么仇恨支联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民间自下而上，自发的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它的目的是争取中国民主化。如果有这样的组织在国内充分的发展，即使社会出现震荡，中国也不会混乱。他更说：“我觉得中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间不会太长就会来到，我们得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一天，可能马上就会出现。”
| 吴国光(大纪元) |
“六四”逻辑延伸到香港
另外，吴国光又提到这种“六四”逻辑──“经济收买、政治打压”──现在已经来到香港。
在政治方面，中央不断打压港人争取民主：去年因为特区政府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了“七一”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最后二十三条被搁置，而香港也出现了政改的诉求。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亲中政党“民建联”等更惨败，以致前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在选举翌日引咎辞职；中央一直都没有表态。
不过，十日后，即去年十二月四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访问内地四名法律专家兼《基本法》权威人士包括萧蔚云等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到，四人一致认为若有人以为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怎么改，完全是特区内部事务，应由港人自己决定，“这是一种误解”。在处理香港政治体制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损害‘一国’”
引邓言论触爱国骂战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专题小组委员萧蔚云，今年一月专程来港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强调，行政长官普选可以是二○四几年，也可以是二○三几年，但绝不是二○○七年。
二月九日，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带领“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到北京与“四大护法”萧蔚云、许崇德、邵天任及夏勇等内地法律专家，举行座谈会。在政制小组回港当天，中央发表文章，引述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指管治香港应以“爱国者”为主体，随之引发了爱国论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四月二日至六日的会议上，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有关○七年以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的条文作出解释。“释法”草案，明确指出“（香港政治体制）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决定权在中央”。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强调，行政长官咨询香港社会各阶层有关政改的意见后，应该向中央提交相关报告，再由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启动修改程序。他更强调，释法可助推动香港民主发展。
20天内释法否决普选
释法后二十天，即四月十六日，行政长官董建华未咨询公众，便匆匆向中央提交报告，报告附加九项修改选举办法的考虑因素，在立法会议员推动政改议案上，增设重重关卡。报告遭民主党主席杨森批评，指“董九条”“如同由特区政府再次释法”。不过，尽管董建华提交了报告，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否决了港人○七、○八双普选的诉求。
反观经济方面，去年七月一日，中央与特区政府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接着是放宽内地人到香港旅游的“自由行”政策。神州五号去年升空，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返回地球不久，香港成为他首个访问的中国城市。这些都是中央对港人的收买政策。
虽然否决了双普选，但中央对香港在政治打压方面并未因此而松懈，五月四日香港“名嘴”郑经翰宣布“封咪”，九天后另一“名嘴”黄毓民也突然宣布“封咪”，而本来代替郑经翰主持《风波里的茶杯》电台节目的李鹏飞，也在五月二十日宣布停止主持该节目。三人均称受到政治压力及对自身与家人的人身安全感到忧虑，郑经翰和黄毓民也因为人身安全理由，而决定不出席立法会就事件进行的耹讯。
统战部长访港作游说
正当香港陷入一片风声鹤泪之际，中央又突然批准一级国宝“佛指舍利”于五月二十五日来港作十天的展出。随同佛指舍利一起到港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她在香港除主持佛指舍利展出的开幕礼外，还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宗教领袖如香港天主教教区主教陈日君，以及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梁家杰等法律界代表，但民主党成员却未被安排接见。
不过，“会见”的形式并非外界预期的双方坐下来谈，刘延东并没有安排与陈日君主教等人个别见面沟通，而是以多场宴会的形式，刘延东上台单方面发表她的意见。陈日君事后说，他连与刘延东谈话的机会都没有，故无从表达他对香港政制改革的意见。对于刘不会与民主派会面，陈日君感到可惜。
代表大律师公会与刘延东午宴的立法会议员余若薇曾当面问刘，会否与民主派廿二名立法会议员会面，刘只回应说：“今次行程比较紧密，应该不会有机会。”余若薇会后表示，刘延东应踏出第一步与各方面统战，若刘有心见民主派，肯定可以抽到时间，而民主派亦已预备好，随时都可以跟她会面。
刘延东访港首天就表示，只要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什么问题都可讨论；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和商界人士也纷纷出来和应刘的讲话。政协常委、亚洲电视台行政总裁陈永棋呼吁各党派，不要做偏激的行动，否则会损害香港的利益。政协委员、长实副主席李泽钜说，刘延东的讲话是鼓励港人。“民建联”立法会员叶国谦说，刘延东对香港有期望，特别是她讲到求“一国”的不同，存“两制”的大异的说法，值得港人深思。
收买打压软硬兼施
“封咪”事件的压抑、严峻，与“佛指舍利”展现的祥和、庄严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也是很“中共”的作风。中共在秘密审问政治犯时，喜欢首先让被囚人士感受恐怖气氛，像身边的人都不可以相信，然后“变脸”，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容，与被捕人士进行对话，让对方感到如果不答应要求的话，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十五年前“六四”学生的诉求：“惩治官倒、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今天港人的民主诉求是何其相似，在这个关口上，港人会否被收买，经济危机会否来临或是何时来临，都将会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