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卫君宇波士顿报导)初夏的波士顿﹐微凉。如约见到了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的王有才﹐并在他的住所进行了访谈。一个过去只是在新闻中听到的人物﹐其生活﹑为人与所追寻实践的理想与事业﹐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
* 话当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的王有才﹐考入北大物理系后﹐起初也只是平静踏实的作他的激光研究。但对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86年学潮时他初涉民运﹐89年学生运动时作为北京高校联合会(北高联)的秘书长﹐“6‧4”之后即遭通辑。因其不大抛头露面﹐公安起初悬拿的照片竟是错的。后来去北大找他的相片﹐系里的老师不予配合﹐据说当时大多数的教授宁可丢饭碗也不愿说违心话﹐那时的北大人﹐还是当之无愧的。如今的北大﹐按王有才的说法﹐就是“掺进了沙子”﹕既得利益者闭上了口﹐别有用心者掌权得势。
“6‧4”那天﹐接到在京各家医院不断打到北高联的电话﹐知会学生的伤亡情况﹐据王有才据当时根据电话的作统计﹐死伤人数应在两﹑三千人。自己的好朋友﹐时在天文台气象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张伟华就当场被打死。接了那么多的电话﹐身边的人转瞬殒命﹐对他的震憾是巨大的﹐其余波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一沉重的精神负担﹐挥之不去。
* 为了责任
最终﹐搜捕者还是从浙江大学找到了他的档案照﹐“6‧4”后几个月他被捕入狱。两年多后出来﹐他开始更认真的思索民主自由的在中国走向。
当他98年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时﹐确有一番踌躇。那时他是杭州一大企业的中层干部﹐他和妻子都是年薪数万﹐生活优裕。取与舍间是利与义的较量。后来还是理想与承担使得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虽稍后即为此下狱﹐但他至今无悔。
问到他对64印象最深处﹐王有才说那就是他深深认识到﹕专制政权很恶。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专制独裁﹐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利可言﹐所以必须有制衡统治者权力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健康机制。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存在﹐可以促成这样的机制﹐这也是他创建一个反对党 — 中国民主党的初衷。他希望能籍此搭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种力量都能去自由交流和发声。
许多人觉得他很勇敢﹐向共产专制挑战。他说其实他自己也怕﹐勇气尚在其次﹐但正因为怕使得他更加厌恶这样的政权﹐所以由此而生的对社会和人民的不容辞的责任﹐才是他矢志改变它。
* 希望在民间
当谈到是否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不象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那样关注社会时﹐王有才说不然。当年的学运﹐其实有点泡沫式民主的意味﹕组织者并无非常成熟的理念﹐而参与的人多是凭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价值体现还不很清楚。
然而今天﹐对权利的维护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来自民间﹐89后十几年﹐江时代之窒息与压制﹐相比胡赵时代要黑暗得多。此等更专制暴虐的统治﹐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力量的利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变革的愿望是从草根而起﹐甚至共产党内部也不乏有识之士心里也明白﹐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98年被捕时﹐有一千多人在杭州少年宫广场抗议﹐很多是年轻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
虽然“6‧4”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噤声尤其是犬儒的知识分子群体﹐极大地扼杀了社会的公义和道德﹐但随着人们渐渐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王有才所看到的﹐还是希望多于挫折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