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七﹒一游行 北京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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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0日讯】(BBC中文网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冯木清) 再过一两天,便是香港回归七周年,当地将有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活动。在中方、港府大肆庆祝的同时,当地泛民主阵营则会策划第二次七﹒一大游行,虽然规模未必如去年那么大,但是参加人数肯定仍足以令中外关注。

相对于去年,香港的民怨现已有所消减,去年七﹒一大游行前夕,香港人几乎是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气氛中,负资产、失业率高企,经济前景混沌不清,民怨一触即发。虽然游行的主诉求是反对23条,但是渲泄对政府及经济现状不满也吸引了不少人参加。

一年之后的今天,香港经济已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并不表示香港已找到了新的定位及新的出路,而是一些外围因素带来了帮助。去年七﹒一大游行后,北京没有因此 而给予香港人更多的民主自由空间,但是却在经济层面发放了“政治救济”,具体的措施包括CEPA及开放广东、全国部分城市居民港澳自由行。

这些措施对加强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并无太大的裨益,但对短期经济表现却有刺激的作用。加上过去一年,因大陆经济过热而带动的香港股市、房地产以及转口贸易的上升与增长,令香港的民困有所纾缓,香港人的情绪没有去年那么绝望,因经济诉求而上街的人数会有所减少。

去年的大游行迫使港府放弃了23条立法,也使香港人第一次感到“人民力量”原来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但大多数香港人本来不是政治动物,只在迫不得已及感受到切身的威胁后才会奋起抗争。因此在人大释法前,就算在政治层面今年的游行亦缺乏新的动力。
当然,去年从大游行中获得了政治资本的民间人权阵线,今年无论如何都会再次发动游行,但由于民怨已有所消减,政治上又缺乏新的主诉求,因此游行可能会成为一次例行公事,参加者可能止于知识阶层及民主理念较为鲜明的群体。

只是与民意已脱节数十年的北京在香港政策上常常会作出一些与民意相去甚远的决定,令一件事情火上加油,今年四月的全国人大释法便是又一个明 显的例子,北京强势运作,企图尽早化解政改的争拗,但由于手法拙劣,效果适得其反,令泛民主阵营无端获益,今年的七﹒一游行既有了一个新的主诉求,也间接 为民主派助选。

近月,中方利用在香港已“招安”的传媒舆论指摘民主派搞对抗,破坏香港的和谐稳定,以图分化他们支持者的选票,但相信效果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老实地说,香港的普罗阶层并不是有太多人将“民主”看得比“民生”更重,并不是不可以忍受推迟几年直选,但是却无法忍受北京这个“太上皇”时不时摆出的高压态势,以及赤裸裸地撕破“一国两制”外衣的粗暴行为。

程序决定性质,北京连走过场式的咨询都不做便断然为香港人决定了O七、O八不能有直选、普选,暴露了其专横及不尊重“两制”的本质。

香港人是明白到香港的事情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但是也无法接受北京“越界”。回归以前,香港是殖民地,港人明白由于先天缺陷,民主政治是侈奢品,回归后,香港当然希望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自我空间,而不是另一个意识型态上的“殖民地”。

除了人大释法激起港人新的抗争外,安民、陈佐洱之流的言论亦等于是变相的煽动香港人上街搞对抗。李柱铭是香港民主派的一面旗帜。

当然其价值标准更接近英美的标准,一些民族意识较强的香港人不能苟同他的观点及行为,北京将他归入“另类”都不足为怪,但民主社会可以求同存异,安民为什么将人家的父亲搬出来辱骂?

李柱铭到美国陈述香港的政治处境和港人的民主诉求,行为可能是有争议的,但并不等同李就是“汉奸”,香港人手无寸铁,一旦感受到北京的巨大威胁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向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陈情又有何不妥?

当今世界,人权高于主权已是主流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公义又何来国界?
陈佐洱亦好像唯恐天下不乱,当不久前香港民主派提出和解的意愿后,陈错误地读解为乞求,还得势不饶人似的算起六、四“黄雀行动”的旧账来。

当年行动的幕后指挥人物早已和大陆情治部门取得谅解﹔六、四后被通缉的一些著名民运人士,亦已获准返回大陆,而且从种种迹像看来,他日平反六、四亦并非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实在不明白陈佐洱在这个时候旧事重提、刺激港人是出于什么意图。

幸而曾庆红在出访非洲直面香港记者采访时为中联办及港澳办的强硬降温,曾庆红在七﹒一游行前夕展现北京怀柔的一面,多少能减低一些参加的人数及改变主办者一些激烈的口号。
因为在北京释出善意后,泛民主阵营不可能一边提出和解,一边又高呼“结束一党专政”。中共在觉得香港不受控制时,对港政策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先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或非核心官员发表强硬的讲话,然后由最高官员展示其温和的一面。

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这似乎已成为一种策略,香港人矛头北指时的“只反庸官、不反皇帝”情结可能亦与此有关。但这样的策略,只是技俩而矣,终不如对港人以诚相待。
北京对待今年的游行,已将定性由原来的“搞对抗”改变为“香港人有权利以各种方式表达意见”,是一种进步,在民主派愿意和解的情况下,北京应该把握机会拿出更大的诚意,香港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才会有社会的和谐。

北京时不时做出一些恐吓与威胁,只会使双方的矛盾激化。中港之间的政治对抗,民主派所需付出的代价极少,反而北京往往要以更高的成本来收拾残局,因为“香港牌”打起来,可以出的牌不见得比打“台湾牌”更多。北京应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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