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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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0日讯】

九月二十八日
东史郎•“鬼荞麦”•彼岸花

一觉醒来已是朝霞漫天。海风与阳光一样往窗户中涌。

早上九点辞别“丹羽庄”的主人,去东史郎家。此屋独自在村落的尽头,前面是山坡,后面的田地,再远处即为海岸。既近山又乐水,居住在此,可以仁智双修了。这比国内某些千万豪宅好多了。

老人在门口迎候我们,中等个子,满头白发,眼镜背后的眼睛灵气四动,神清目朗,一看就能感觉出乃人中之上品。虽然已经九十岁了,但精神还十分健旺。居室内装饰着中国友人赠送的各种书画,典雅而古朴。另外,还有若干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机构赠送的工艺品。可见,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说真话的东史郎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实,东史郎所做的一切,在德国再也普通不过了。

东史郎在战后曾经营电影院,事业相当成功,当时住的房子比这大得多。因为出版日记惹来官司,便开始为捍卫自己说真话的权利而奋斗。十多年来,他在应对诉讼上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己聘请三位律师去中国调查历史事实。最后不得不卖掉大房子,换成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房子。

老人告诉我们说:“目前日本还有一百万幸存的老兵,即使他们都反对我,我也要坚持到底。那些告我的人都是当年的军官,而我只是普通士兵。但是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我不会认输。”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将讨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许更难在日本出版,且会遭到右翼暴力团的更大反弹。他拿出厚厚的手稿给我们看,全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字都可见出作者的心血。

东史郎的妻子久江给我们端来一盘水果之后,也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推开隔板,阳光流泻进来,老人的银发在阳光中飘动,像是一群流动的音符。两位老人的恩爱让人感动不已。

几年前,东史郎赴东京出庭,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这是右翼暴力团开着三辆宣传车围着这幢小屋,叫嚣:“杀死卖国贼东史郎!”在这个宁静的小渔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报警之后,警察反应冷淡。久江女士说:“刚开始我也感到害怕,埋怨丈夫的做法。后来逐渐理解丈夫,为丈夫敢于说真话而感到自豪。” 在日本,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老人。然而,大部分日本人都对东史郎没有好感——注重“面子”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打破“面子”观念的人自然不受欢迎。

我询问说:“您的子女对您的言论如何看待?”

东史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的子女都在京都工作,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也许,老人有难言的苦衷吧。我推测,老人的子女大概并不支援他的作为。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告辞上路。两位老人一直等我们的车开出很远,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我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会把真相一直诉说下去的。

中午在路上一家有名的餐馆吃荞麦面条。此地的荞麦面果然不同寻常,名之曰“鬼荞麦”,可见在日本的民间文化中,“鬼”并不可怕。许多地方特产和玩具都以“鬼”名字,不但不会感到不吉利,反倒有一种幽默和拙朴在里面。老板告诉我们,民间传说中对面的山上有小鬼出没,当地人便把荞麦面取名为“鬼荞麦”。周作人在《鬼念佛》一文中说:“日本讲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许多好的,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志怪相比。”这一碗小小的荞麦面,让我想起“花妖狐魅,多近人情”的《聊斋》来。日本民间还保存着许多中古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

路途中,猪八戒还带我们参观大江山,此处亦曾有两百多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镍矿中工作。中国劳工的宿舍在河对面,用高墙围起来,晚上大门上锁。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现代奴隶。八戒介绍说,二战时期日本境内使用中国劳工的奴隶集中营一共有一百三十七处。战后只有花冈和大阪两处强制劳工的案件受到了审理。尤其悲惨的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许多地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奴隶劳工依然“身份不明”。中国奴隶劳工要求盟军给予日军俘虏的待遇,而日方企业为了推卸责任,则狡辩说他们都是合同制工人。

山下有一处老式驿站的“加悦驿”,其老房子保存完好,成为一座交通博物馆。旁边还有各种老式火车的展览。日本非常注意对古迹的保护,一个不起眼的驿站也被保护起来当作博物馆,而我们却在大肆毁坏自己的文明,仅在山西一省每年就有数百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许多中国青年只是喜欢充当网路上的“爱国粪青”,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泄一时的“爱国热情”,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做点真正对于“爱国”有益的事情,诸如保护文物等等。

八戒又驱车上路了。路上下起了扬扬洒洒的小雨。在白色的荞麦花之间,忽然看见一簇鲜红的花朵——其茎挺拔,翠绿近乎透明;其花在雍容华贵之中又有某种哀婉忧郁之气。这是一种国内没有见过的花,老田告知,此乃“彼岸花”,又称之“曼殊花”。且不说日本家庭中常见的插花,就是在日本的田野之间,也时时可以看见各种优雅的野花。日本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俳句云:“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日本确实是一个爱花的民族。

半路上已经给刘燕子通了电话,她听见我的声音,对于我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大阪非常之吃惊,约好六点左右到宾馆见面。

下午五点,终于进入大阪市区,这是一个与东京相似的大城市,又是汹涌的人潮和车流。我们在中之岛上观赏了一些明治时代的老建筑和如今的新建筑,如中央公会堂、大阪市政府、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银行大厦等。这些建筑在西洋张扬的风味之中,又融入了一些日本人的内敛。

我们下榻的宾馆是“山西福祉会馆”。此“山西”与中国的山西无关,而“福祉”一词表明这是一所隶属基督教青年会的宾馆。我在大堂等燕子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孩,是正在东京都立大学念文学博士的刘怡。我们一起去旁边的商场吃饭,并谈及日本生活的种种的感受。吃完饭后,燕子陪我去阪急店逛逛,帮我给妻子挑一件衣服作礼物。

一走进商场,每一个服务员都如同接待贵宾般地九十度鞠躬,然后用柔美的话语说“欢迎光临”。这些纤美柔弱的日本女子,身上真有一种古代的美感。如此周到的服务,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在国内很难遇到这种服务。燕子告诉我,这就是日本服务业的特点,她早已习惯了。

日本的服装做工精细、设计雅致,就是太过昂贵。妻子喜欢日剧中那些女主角的穿的精致的衬衣,我便挑选了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衬衣和一件蓝色的薄毛衣。有点职业装的风格,却有有几分古典的淑女韵味。我想,妻子一定会喜欢的。店员迅速包裹好,一瞬间就成了一件包装精美无比的礼物。日本的包装亦是一大特色,每个漂亮的包装都让人舍不得打开,每个色彩斑斓的盒子都让人舍不得丢掉。日本人总是努力将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做到艺术化和审美化。

完成了给妻子买礼物的任务之后,我和燕子两个人找了一家咖啡馆聊天。这家咖啡馆在商场的二十多层的楼上,窗外可以望见大阪市中心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这是一个空气里弥漫着欲望和消费的城市,它像是一颗过于成熟的果子。

燕子谈及办文学刊物《蓝》的辛苦,几泪下。但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冷漠并没有浇灭她内心深处文学的火焰。她用那柔弱的肩头,和朋友们一起承担着这份杂志繁重的编务工作。在海外,留学生们一般都处于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除了念书就是打工,哪里有闲暇时间和心思继续关心文学呢?

我能理解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办一份非赢利的文学刊物的艰难。几年来,《蓝•BLUE》将国内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翻译为日文,同时也将许多日本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蓝•BLUE》得到了很多国内文化人的支援,也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关心。在我看来,《蓝•BLUE》这份中日双语的文学交流刊物,乃是一道架设在两国之间的桥梁。这种力量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有了若干这样的杂志和文字,中日双方的对立和仇恨也许将会缓解许多吧?在我心目中,小小的一本《蓝•BLUE》的重要性,远胜于两国签署一份冠冕堂皇的官方文件。

就在我赴日本访问之前,我刚刚收到《蓝•BLUE》的第十期,一本小小的同仁刊物能够坚持十期之久,简直就是奇迹。我相信,燕子她们会把这本杂志一直办下去的。我记得她在第十期的“主编寄语”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樱花生之短暂,死之灿烂。那雪一样缓缓飘落过程渐进入我的内心,令人感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樱’。既然如樱,一切都是瞬间的过程,没有什么是我们今生今世活过的证据。而心灵是缓慢而古老的。而文学是缓慢而古老的的。只有缓慢而古老的东西才会告诉奔跑的人们世间许多事情的真谛,告诉人们精神栖居的年代和地点。只有缓慢和古老的东西才永远不老。《蓝•BLUE》是个拙笨、缓缓的手工制作者。与心灵依偎。”在车水马龙的大阪,以及在同样欲望飞扬的中国,这样的拙笨和缓慢都是弥足珍贵的。

这时,我又想起了大江健三郎以文学来避免战争和仇恨的理想。这个理想无论如何不切实际,我们也要坚守之。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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