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报导) 六月四号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我们来看看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当年的经历和今天的想法。 *赵达功在深圳看香港六四报导*
赵达功是北京人。1989年春夏之交，他人在深圳。他说，他当时在深圳大剧院对面顶楼上办公，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全都在楼下的广场上，一览无遗。他说，他在1989年时是作生意的商人，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每天关心政治，看香港的电视节目。赵达功说：“那个时候不还没封锁吗？我是昼夜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们还有朋友，把香港的节目都录像录了下来。”
海涛：你们相信香港的电视节目？
赵达功：我们相信真实。天安门广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海涛：你相信是解放军打死市民，还是市民打死了解放军？
赵达功：当然是解放军打死了市民。
海涛：有人说是暴徒杀死了解放军？
赵达功：我不相信这样的事。
赵先生说：“学生手无寸铁，从清明节悼念胡耀邦4月15号以后，这么长的时间，两个月内，你看北京百万市民游行，哪个商店被砸了？你看有小偷吗？你看有坏人出现吗？那个时候，学生都非常理智，怎么会动武力呢？”“他们不是暴徒，学生绝对不是暴徒。”
*张裕在斯德哥尔摩游行示威*
六四惨案发生时，武汉的张裕正在瑞典留学，在瑞典皇家工学院作博士后。他说，六四凌晨，也就是当地时间六月三号晚上八点多，许多留学生都在看电视。张裕说：“我记得很清楚，开始就是一辆坦克，往天安门方向开，然后，被人们挡住了，然后，还有人上去砸。后来连续有很多镜头，后来，有印象很深的著名的镜头，就像一个城被占领了，当兵的拿着枪，后面是火光。就像是原来看的电影：日本鬼子进城了。然后是流血的场面，死人的场面，都放了很多。”张先生说，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留学生也就一百多人，结果，差不多是倾巢出动。第二天，都到中国大使馆前面去游行示威了。
*中国留学生喊打倒共产党*
当时，在瑞典的游行，除了和中国关系不错的瑞典共产党，其它各个政党、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游行。正是在这次游行中，中国留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张裕说：“口号和国内差不多，但是突然有个女留学生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结果没有几个人响应。”“我本人年纪大一点，当时没有想到会镇压，还和年轻的留学生辩论。有记者来采访，说一定会流血。我说不至于吧，最多不过是再来一个76年的‘四五’事件。我一般不太关心政治，连联谊会的活动都很少参加。”
*有老革命责邓小平失信*
张先生说，他的爸爸是个老革命，1941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很早就离休了，但是，六四之前，他给中共高层写信，说邓小平不对。结果，被抓走关了九个月。张先生说，他父亲信中最严重的一句话，也就是“邓小平失信于天下”。
*如何解决六四死结和僵局？*
瑞典的张先生说，在对待学生运动上面，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反而要比共产党好得多。他说，对于共产党来说，平反六四非常困难。张裕说：“平反，往后退，共产党觉得，没有退路了，觉得就垮了。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积怨甚多。我想，可能和这个有关。但当局在六四以后，在经济上给了知识分子很多好处，因此，党内、党外现在要求平反的压力和声音都比较小。”
*都有看法 都没办法*
深圳的赵先生也认为，大家都对六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事情如何解决，大家都无能为力。赵达功说：“我觉得，这就是暴力，武装镇压，打死学生。这是不对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这样看的。但是，不对，也没有办法。老百姓都是犬儒主义；不对，反正我有饭吃就行，反正我才不造反呢。”
*长文回忆六四*
在海外互联网中文论坛上活跃的网友“北京小左”，目前在美国工作，他当时在北京，今年“六四”十五周年，他撰写了一篇长文，纪念“六四”。他在文章中说，六三晚上，他和几个朋友来到长安街上，大约9时多，忽然听到三声巨响，都很疑惑，大家忙向前赶。很多市民乱哄哄的潮水一般从长安街方向他们涌来，有人说“开枪了、快回去”之类的话。
到达木樨地时，军队先头已经冲过京密引水渠的大桥，占据了西长安街的桥头，可以看见桥西面是熊熊燃烧的公共汽车。街南面是公寓，市民们都站在街北钓鱼台路上。这里比较有纵深，街上人很多很密集。大家一起喊不许进城、反对戒严、不许镇压学生之类的话。
军队那边为首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又混着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盾牌、木棒的军人，不知道是武警还是特种镇暴部队。大家不约而同的试图冲上去，一近身热武器就不起作用，市民人多可以挡住军队。我和朋友都冲上第一线，但离军队还很远，至少有4、5十米吧，扔石头还够不到，对方就开枪了。枪声开始频繁起来。最先上去的伤了几个，大家都退回来，军队就停止射击。
大家又往上冲，又开枪，再退回来。如此几回，人们越退越远，大概出了军队的警戒线，那边就不开枪了。开始有人说这是橡皮子弹，不要紧。后来见伤的人多了，开始骂“土匪”、“法西斯”，那边就开枪回应，弹压一番。军队在清路障，也可能在整顿等时间，并没有马上东进。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军队并没有打个不停，可能也没有直接对人打枪，我看到很多打在我们前方柏油路面上溅起的火星儿。“一个子弹打中我身边的一辆自行车横梁，铛的一声，溅去火星来，才知道有个子弹从身边飞过。”有些人中弹，被抬下来，其中有一个男人伤在脖子上，一路上往外冒血。我退到后面时，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伤在肚子上，敞着怀，坐在平板车上，血溅的有一尺多的圆形，肚子上全是小血珠。还有一个年轻女子被伤到肩膀。
“我和朋友骑车向东赶，先后到了工会大厦和礼士路在长安街的交口，路上都站满了人在那里骂大兵。我们比军队先到，他们要清路障，又是步行。但是在长安街上正面和军队对峙的大学生比我们先退下来，所以这里的市民都已经知道开枪伤人的事情了。长安街上横着几辆大公共汽车，有几个大学生在那里摆弄和点火。后来那些当兵的冒着大火冲上去，把“火车”推走，表现很‘勇’”。
军队沿着西长安街由西向东开过来，颇有“鬼子进村”的感觉。先头部队也开枪了，但因为没有多少正面抵抗，打的并不激烈。大概他们也想尽快赶到天安门广场吧！礼士路口，老百姓骂的凶，那些钢盔盾牌木棍突然冲过来，打我们一个促不及防，冲散大家。
北京小左说：“我们站在路北国家海洋局大楼下，想着他们总不会向政府机关乱开枪，当时觉得自己实在很聪明。哪想到先头部队过完，掩护车队两翼的军人冲上人行道向路旁猛烈扫射，我们就藏在大楼脚下，只能沿着大楼向东跑，他们也在东进，就变成我们被“追杀”了。我的凉鞋也跑坏了，双方只隔2、3十米。火光中清楚的看到一个兵一边扫射一边狂笑，心中恨极了，竟然拾到一截破椅子腿，想着拼了。
“我们出来后取了自行车，继续走小胡同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呆在西面的引桥上。这里很开阔，路上的市民略少些，没有抵抗，只是在骂。军队的前锋已经过去，桥上军车过个不停，不时打几枪。一响枪，人们就趴下或者蹲下。我觉得射击的不密集，大概一百个也伤不到一个，不必紧张，所以和我的朋友站在那里不动，还在向前凑活。前面一两米的地方也有一位和我一样的站在那里，突然一下子就卧倒了，就像中学生物课的青蛙脊髓试验那样，身子突然僵直，平摔下去。然后听到他呻吟，才知道被打倒了。伤在腿上，我上去拖他，他太胖，拖不动。叫人也没人敢上来帮忙，后来还是我一个朋友上来帮忙，我们一起把伤员拖了六、七米远，然后就有人帮着，抬上平板三轮车，大概送儿童医院了。”
不时有坐在驾驶室里的军人向天鸣枪，来一梭子过瘾。偶尔后车厢里也打几枪。他们还喊口号，基本上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还有“保护学生、打击暴徒。”车队开开停停，不见尾巴。有一个学生想上前搭话，那前座的军人不许他过去，就开枪，打在他前面的柏油路面上，溅起火星儿，大学生他还往前走，又进一步，就打了好几枪在他前面的地上。
北京小左说：“以前只是电影上看，这一次我亲身见识了我们的雄壮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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