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屈原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然而早在“五四”以前，鲁迅就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说屈原的诗“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1932年，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批评胡适他们，就是把他们与屈原进行类比：“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里，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屈原观：“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这篇杂文在鲁迅生前被官厅检查封杀了，1937年7月他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
在鲁迅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可以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只不过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
重读屈原的《离骚》，虽然语言瑰丽，想像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复表达的只是他怀才不遇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着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自他之后，忠臣和奸臣、明君与昏君、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可以说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他们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份子）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焦大——贾府奴才——身上也看见了屈原。他们的身份、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屈原如此，焦大也是如此。今天，屈原的时代也并没有过去。
“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就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他为所有文人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人格榜样。“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把自己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和对人民的同情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即便鲁迅也说过，屈原的诗是有文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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