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6日讯】我们是身在北京的一群大三学生，当我们逐渐了解了张楠这名小学女孩遭到体罚的一系列事情之后，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耳、我们的笔和我们的心真实地表达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希望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努力能够从更多的侧面、更广的视角去了解、去认识这一事件，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它，希望更多的人来一起努力，期待不久的将来能给这一事件一个更好的答案或结果。
一 张楠母亲的自述：
我叫张淑凤，女，37岁，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前进村人。2001年12月20日，就读于顺义区仁和完小学（原城小）的女儿张楠因上学迟到，被班主任老师王秋菊用手戳了右脸，结果导致张楠右脸部青紫，内部破损起泡，无法吃饭。
当日下午，丈夫张德利送女儿上学并找到王秋菊老师理论，受到老师张丽杰、闫丕雄以及学校主任肖长山的辱骂。下午四点，我与丈夫一同去接女儿，闫丕雄老师手持铁棍，并纠集三个流氓，手里拿着木棍，四个人一拥而上，对丈夫一阵暴打。我拨打110后，是我把丈夫送到顺义医院，医院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脑外伤后神经性反应，头皮下血肿（枕）。四肢、胸、背部多发软组织损伤。在住院期间，丈夫只能靠输液维持，但仅到第9天院方就强制让我们出院。
我希望能有个给我们公道的地方，可是到处碰壁。后来了解到闫丕雄的哥哥闫志刚是顺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而王秋菊老师也有直系亲属是区教育局的领导。我找到区政府和市教委，但是他们的领导说闫打人的事情由派出所处理，其他的老师的事情要调查。可是多次去派出所他们总是说：“闫丕雄不承认打人，另外三个人他也不认识。”2002年5月24日，我去找顺义区教育局的线长久局长，他说：“你往上告，随你的便，你告到哪里，我们的关系网就到那里，我们教育局有的是钱。”
事后我要求给孩子转学，但学校的高副校长的回答是：“转学可以，不过，我们给转了，你就不要去告老师了。”后来我又去拦了区长的车，费了很多周折，孩子才转到西辛小学。
丈夫张德利被打之后一直躺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但当时的法医鉴定只是：经微伤，拍了六张很可能说明问题的照片，却都让派出所的人拿走了。在我的多次强烈要求下再次鉴定，但一个叫杜新增的法医只说是轻微伤，原因是缺营养。
在没有人管的情况下，我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丈夫骑的那辆我们赖以谋生的三轮车，又向亲友借了几千钱，一共凑了一万元钱，在5月30日晚上连夜送到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急救。经CT检查为：后枕部颅骨病变。
友谊医院开的住院证上写道：
（1）闭合性颅骨外伤
（2）左侧枕部金属异物待查。
但住院需要押金两万元，经我和孩子苦苦哀求，就住在了楼道里。等后来钱花得差不多了，医院把我们赶出来，脑袋里的金属异物也没有取出来。
一些好心的记者为我们报导张楠被王秋菊老师打的事情，《生活时报》在2002年7月12日刊登了这件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还去到学校了解情况。虽然收获不多，但在记者的辛苦奔波下，高副校长给我们送来3000元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做了最大努力，尽到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但还是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灰心、失望，在万念俱灰之下，2002年11月7日我将丈夫张德利送到了天安门广场，头也没回就走了……后来他被顺义公安分局拉了回来送到了仁和派出所，在那里连打带骂折磨了他一夜。第二天在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作出调解，即赔付五万元的医疗费，并说这就是最后的裁决。
我的丈夫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我们的家庭也没有了生活支持，这一共的五万三千元连医疗费都不够，又怎么维持这个家？
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女儿张楠转到西辛小学后，2003年6月23日下午因为考试不及格被班主任刘学红拧了左脸，上课时，由于回答不出教师的问题又被拧了多下。放学后我发现孩子头很热，还尿了裤子，我马上带孩子去西辛社区医院，医生诊断为受惊后发热尿失禁。之后张楠高烧不退，夜间常常惊叫，还尿频尿急。
6月27日我拿西辛社区医院的收费票据给学校的胡主任，他说学校给报销。后来我们又到儿童医院，花了778元，可是胡主任说太多就没给报销，而且还打算拿着票据不给我。后来我找到孙校长，他说这件事学校不管，让自己解决。在多方努力下，7月8日晚上，胡主任和刘学红到我家把778元钱给了我，但是很生气，刘走时还瞪了孩子一眼。7月10日上午，儿童医院开了三个疗程的药，下午，我拿着医院的票据给胡主任，他一看三千多元，就说不给报。后来他们企图骗我给他们票据（我给的复印件），我没有上当，于是他们开始骂我，还不承认打了张楠。事后经过多方努力交涉，学校给了我们一部分张楠医药费。可是孩子所受的心灵创伤谁来医治？张楠现在只有8岁，害怕上学，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他是我们的全部。加上现在家里如此困难，我真不知道生活如何继续。
二 新闻媒体的报道
在张楠不断遭受教师体罚而身心备受折磨的事情发生之后，很多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关注。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高烧不退、常常惊醒而且出现了尿失禁等症状的小女孩她就是小张楠。
《生活时报》在2003年7月11日刊登了题为“怕教师打 8岁女童高烧不退”的报道。
报道说“红红（化名）曾因教师对她进行体罚而发病——晚上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大声叫喊‘妈妈，我怕！’‘我怕老师’之类言语，还伴有发烧等症状，对教师恐惧心理。”转到西辛小学后，由于小测验成绩不理想和上课未能正确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受到刘老师的两次责罚又触发了病因，“回到家，红红便卧床不起，并持续高烧不退，夜间又常常惊叫。经医生诊断，红红的这种病症是由于受到惊吓而引起的，需要辅助于药物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
《信报》在2003年7月12日也刊登了有关报道——《女孩答错题 当众遭羞辱 家长：孩子受惊吓出现尿失禁等症状 学校：老师只是“拽了一下”学生》。报道说“张兰（化名）对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总是小心翼翼”“记者注意到，张兰在接受采访的短短20分钟内，竟然去了5趟厕所。”张淑凤告诉记者，在刘老师体罚孩子后，“张兰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吓得直尿床。嘴里面总喊着”“我怕、我怕！”记者报道也证实说：“经顺义区板桥卫生院初诊，张兰在事发当天出现了发热、受惊、尿失禁等症状。”
三 实地见闻与感受
3月26号（周五），我们实际上地走访了顺义县前进村的张淑凤一家，以对张淑凤一家悲惨和不平的遭遇有一种更直观的认识。
前进村所在地并不偏僻，可我们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个村，因为它实在是太隐蔽了，在我们看来，它根本不像一个村子，而更像是难民区或者是废弃的居民区。这个村的周围被一圈圈的粗铁丝所围着，铁丝围栏上的一个小开口即是前进村的村口。走进前进村，除了在拆得乱乱的房屋废墟上看见几个民工而外，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人，周围看起来很是荒凉。说实话，我们当时的心情既紧张又怕，因为之前得到的一系列信息（包括张家周围一直有保安巡逻监视等）都令我们感觉此行是凶多吉少，而此刻看到这个村子如此奇怪的景象，更是加深了我们的担忧。
我们顺着村中的小街道向前走着，不断向四处看去，希望尽快找到张淑凤家。尽管知道她家的门牌号，可是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本想找个人问问，可现在看来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这儿荒凉得让人害怕，却又让人紧张得不敢放松。这时，从我们身后追来一个中年妇女，后才能知道这是张淑凤家的一位邻居，知道我们要来，来给我们带路来了。
我们就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的摸进了张淑凤家。一进门，张就止不住的哭，向我们述说着她家近两年来的艰难生活和悲惨遭遇。张所言的跟她寄给我们的材料上写出的差不多，但显然我们感觉更为震憾。
从我们进屋到我们离开，小张楠都没怎么说话，一直在埋头作着自己的作业，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儿童应有的那种活泼机灵。我们主动向她问话，只见她露出恐惧担忧的眼神，直至约半分钟后才对我们的问话作出回应。张楠说现在她仍然很怕老师，怕学校，一到学校就非常害怕。从张楠那里我们还了解到，在学校有很多学生都常遭到老师拧脸等体罚。
张淑凤的丈夫一直都躺在床上，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差，感觉起来他连跟我们谈话都觉得吃力，从他那微弱无力的声音里，我们了解到了“他现在胳膊、腿都动不了，没有办法下床，很不方便，没有钱上医院，目前仍在继续服药，但并无多大好转，精神状况非常差。”
张家非常脏乱，感觉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拾过了整个屋子充满着臭臭的味道。床上躺着的残病了的丈夫，床边作着功课眼神呆滞恐惧的张楠以及在破沙发上一直哭个不停的张淑凤，这就是我们眼中的张家三口。
从张家出来后，我们的心一直久久不能平静，为了能更充分地了解到张家一事的实情，我们又走访了她的几位邻居。
其实在我们的心中也有疑惑，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会不会是张家是那种爱惹事的人家？会不会张楠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不活泼的孩子？会不会张家的生活原本就是那么糟糕呢？然而，从其邻居处得到的答案是，张家对人不错，不是那种故意惹事的人家；以前，张楠还算活泼，常常出外活动，但在张家出事后（孩子挨教师打，孩子的父亲被打瘸等一系列事情），小孩也不出来玩了，感觉一天到晚都呆在家里面；张家生活情况一直很差，不过在出事前还算过得去，家中靠丈夫蹬三轮车每天能有四五十块的收入，家中出事后，张被打瘸了，自此，家中没有了固定收入，只能靠亲戚朋友资助和乞讨生活，有时甚至只能靠在菜场拣吃。
除了了解张家的基本情况而外，我们还向邻居们打听了近来发生的张淑凤被拘留一事的前后。邻居们告诉我们，在我们来访谈之前不久，张被顺义县公安局（派出所）以“涉嫌爆炸物，自制爆炸药”为名拘留了十余日；张被拖上车时，有人看到，警车到家，搜过东西。（村长、村妇联主任也跟随警车来过。）：在张被拘留走后，曾有一个小孩听到保安打电话说：“你给我们的火药真的很有用，一下子就炸开了。”：在张被拘留后，孩子和身残的丈夫无人照管，但家门口及附近一直有保安监视，持续十余日。邻居们所映的情况和张淑凤材料上所写出的（在张被拘留期间警察保安闯入张家进行搜查，相关证据绝大多数被搜走。另外，亲戚朋友资助张家的700多元，除给孩子缴学费花去200多外，其余的500多元被派出所搜走。）基本统一。
根据邻居们的反映和张淑凤的材料，我们猜测估计，张先被诬陷拘留，后又被释放，原因可能是，与此事有涉的相关部门担心张在“两会”期间去喊冤鸣救，于是将其拘留，在“两会”结束后便又将其放出。
在我们的访谈中，邻居们多次要求我们不要公布其具体居所或其姓名、特征，原因是怕被顺义有关部门知道后，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邻居们说，“张家出事后，根本就不敢到张家串门了，怕丢命啊！”邻居们还说：“其实顺义前进村并不只是张家这一件事，很多村民都由于村政府的一些无理行为而对村政府和派出所很不满，而这种不满又由于顺义区政府的不管不问或是助其为“恶”而上升至了对上级政府的不满、愤怒，甚至是仇恨。邻居们说：“在前进村，有些人家的床前都准备得有木棍等防身用品，以防有关部门来突然找麻烦。”
看到邻居们如此恐惧和害怕的神情，我们也不忍再问下去了，真怕我们的到来会给他们带去意外的麻烦，于是我们便在匆匆中告辞了。
回首这被荒凉、恐惧和愤怒布满了的村子，我们忠心希望张淑凤一家能找回属于他们的公道，我们也希望村民们的生活能有所好转而不必时时体会那种惧人的紧张。
不知道那铁丝网是弄来干嘛的，但的确让人感觉如牢笼一般，但愿有一天，这心灵的樊篱也能解开。
北京市顺义区前进村
2004年3月26日
小姑娘张楠7岁时写给社会人士、给胡绵涛主席写的一封信：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叫张楠，今年7岁。我以前在北京市顺义区仁和中心学校上学。一次因为去晚了，王秋菊老师就打我，拧我的脸，都青了、肿了；使我不能吃东西。爸爸扑克到了，便去学校问老师。老师下午又找人打爸爸。
后来，我转到西辛小学，今年又被刘学红老师打了多次。第一次第二次打我，我不敢对妈妈说，我怕老师又找人打妈妈。第三次打我，一节课打二次，吓的我都尿裤子了，看到妈妈我就哭了。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不想上学了，我害怕上学，我见到打人的老师就打哆嗦，求你们帮我，救救我吧！
张楠
2003年12月14日
住址：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前进村
控告书
尊敬的领导：
您好！我叫张淑凤，家住顺义区仁和镇前进村。我家有三口人。我丈夫张德利，靠蹬三轮谋生，是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膝下有一个女儿张楠，今年8岁，仍然上小学。日子虽然很拮据，但依靠自己的辛苦劳动，生活却也温馨平和。
然而，一次发生在我们女儿身上的老师体罚学生的暴力事件却彻底打乱了我们的平静生活，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孩子在学校多次被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丈夫去学校接孩子被殴打致残，卧床不起；我本人四处求告无门，反遭报复陷害，万念俱灰之下跳下地铁站台，幸被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
是什么让一个幸福的家庭遭遇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是什么令我们有冤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是什么令我们遭受了身体的极度痛苦之后，又承担起如此巨大的精神创伤？
今天，我抱着莫大的期望，来到您这里，请您于百忙之中，垂问此事。相信在您的过问下，能使我们全家的冤情得到昭雪，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现将主要事实经过陈述如下：
1、 孩子在学校无辜受体罚，丈夫讨公道被殴致残
2001年12月20日，我女儿因病上学迟到，班主任王秋菊不由分说用手戳张楠的右脸部，致使张楠右脸部青紫，内部破损起泡，无法吃饭。下午，我丈夫张德利去找王秋菊理论，遭学校教师张丽杰、闫丕雄、肖长山谩骂污蔑：“一个臭蹬三轮的，没啥新鲜的。”下午我丈夫放学接孩子时，闫丕雄手持铁棍并纠集三流氓都手持棍棒，一拥而上，将他按到在地，一阵暴打。我丈夫当时被打得呕吐不止，口吐白沫不能动弹。后经医院检查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另四肢、胸、背部多发软组织损伤。（有诊断书）
我的孩子因受惊吓恐惧，精神恍惚，晚上哭闹、大小便失禁、沉默寡言。经过我多次努力，我女儿转到西辛小学，但在教育局的纵容下，又多次遭到教师刘学红体罚，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我的丈夫失去了劳动能力，长期卧床，身边需要人照料。全家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且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全家生活难以为继，陷入极度因难。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我们家想申请低保，但当地政府左右推脱，就是不给办，我实在没有办法，经常外出沿街乞讨，维持全家生计。
2、 违法者关系网重重复杂，被害人上访路四处碰壁。
事件发生后，为了昭雪冤情，维护法律尊严，我走上了上访之路。二年多来，我曾到区教育局、区政府信访办、市教委等多处反映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市教委办公室主任崔超就明说：“你告吧！你就是告到天边也还是要回到你们地方，除非你离开你们地方。”
后经了解，知道打人凶手闫丕雄的哥就是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教师王秋菊也有直系亲属是区教育局的主要领导。他们有了这样的后台，有恃无恐，我的这场官司也成了冤案。告到哪里，哪里推托，敷衍不管。区教育局：局长线长久和科长周永禄公然对我说：“你往上告，你告到哪儿，我们的关系网就拉到哪里。我们教育局有的是钱，有市教委和区政府给我们撑腰，你就是告到市委，甚至中央，我们也不怕，现官不如现管。”不仅如此，我们家还遭到严密监控，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经常哪儿都不让我去。
走投无路之下，我们一家三口曾三次相互扶持来到中南海新华门，跪在地上，请胡主席为我们作主申冤，却遭到警察毒打，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至今没有解决。
（在中南海新华门，当时有5个警察毒打我和丈夫，我当时只记了3个警号：025391、025418、025163，还有两个捂着警号跑了，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北大医院，有诊断书：头部、胸部等多处受拳击等钝器伤后4小时余。）
3、 执法者逆施执法歪曲事实、当事人惨遭报复陷害非法羁押
我丈夫被殴打致残已经二年多的时间，但现在仍然总是头晕恶心、经常呕吐不止，后脑勺和右腿麻木没有知觉，说话颠三倒四。可顺义区的法医鉴定只是“轻微伤。”鉴定费是我们自己出的，可是法医鉴定和当时拍的六张“很能说明问题的照片”却被派出所拿走了，扣押至今不还。当地政府还在办理低保问题上，以让我们自己申明“我丈夫是自己生病，不是学校教师给打残的”作为条件。由于我们不愿意委曲求全，至今也没有享受到按照规定能够享受的政策。
更令人发指的是，2004年3月6日，我被仁和派出所非法拘禁，由仁和派出所、顺义公安分局三个警察轮流逼供，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被反铐着押往看守所。在警察提审过程中，告知我“从我家搜出鞭炮，涉嫌自制爆炸物。”并以“练法轮功、抽不抽大烟”等问题对我进行诱供。我据理力争，他们就卡我的脖子，以“拿烧红的煤球烫你的嘴”进行人身威胁，由于始终坚信正义的力量，我坚持没有签字，这些违法分子至今也没开具拘留证，只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为由给了我释放证明书。直到14号晚上让我回家，他们连被拘留通知书也没给家属，反而自我被罚法羁押当天开始，天天骚扰折磨我病重的丈夫和弱小的女儿，，并借搜查之名拿走了我的证据还有亲戚朋友资助的医药费，孩子的教育费、我们暂时的生活费等共计520元。
胡绵涛总书记说的好，“百姓利益无小事。”我们忠心恳求上级领导，为我们这些只是无权无势普通百姓撑腰，为我们的不幸遭遇讨一个公道，保护我们全家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让我们过上安心的日子。
为了还法律以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针对我们家的不幸遭遇，我要求：
1、严惩严重败坏师道尊严的凶手，依照法律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对体罚学生的老师给予行政处分，并清除出教师队伍，这样没有师德的老师还配为人师表吗？
2、依法追究渎职、使用非法手段对我们全家进行打击报复、栽赃陷害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
3、排队干扰，客观公正地对我丈夫的伤情重新进行法医鉴定；
4、 依法赔偿我丈夫的医疗费、生活费及我女儿的抚养费；
5、 依法保障我女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受教育的权利，让她能正常上学；
6、 按照政府文件规定，对我们家低保资格进行审批，解决生活困难，保障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限于篇幅，还有很多详细的情况没有写进去，如果垂询此案，我们再详细口述或出示证据。
此致
敬礼！
控告人：张淑凤
联系电话：69440261
2004年3月20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