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从“六四”晚上的公开演讲，到六月十四日被公安局收审，我在传言当局要抓人的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最后一次走上讲台，哽咽着，一字一句向学生朗读的，是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少年时我热爱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记得当时偶然得到一套契柯夫小说集，爱不释手，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中，我只能把书藏在床板中，偷偷地阅读。然而，当我面临此生最大的灾难－－六四血腥屠杀和铁窗，幽默着讽刺着的俄国人契柯夫帮不上我了，唯一能让我镇定地面临厄运而不精神崩溃的，只有鲁迅。
幸好我们还有一个鲁迅，一个在我们悲痛不已、长歌当哭的时刻，跨越其时代和我们情感相遇相通，并给予我们坚忍道义力量的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知识份子，能够以这样如火似血的感人文字，对被压迫者倾注如此深沉的关怀。
而后我旅居西方十年有余，接受了欧洲的人权和平理念，在政治思想上离曾经倾向苏俄和中共的鲁迅远了，但是，在心灵上，我未曾半点减少对鲁迅的挚爱。不仅仅是因为他永远属于我们弱势的平民，而且，他所展示的不依附权势的独立知识份子的凛凛风骨，也是当今中国所罕见的。
然而，这样一个如同高山巍峨的鲁迅，却因为他的立场和倾向被专制者长期利用，因而引起不少人的恶感，在去世六十多年后再次遭受“围剿”。毫无疑问，鲁迅有很多认识上、性格上的缺点，完全是可以批判的，但一些致力于“妖魔化”鲁迅的人，似乎要全盘否定鲁迅，而不是根据产生鲁迅的特殊时代、特殊的语境，对鲁迅的过失做善意的分析。
托尔斯泰曾经被列宁推崇，尼采的理论曾被希特勒利用，即使是博爱如基督，其学说也被人作为烧死异教徒的借口。托尔斯泰、尼采们不能承担他人所犯下的罪过，鲁迅也不能承担。那不是思想创造者的错，而是利用者的罪过。
过犹不及。全盘否定鲁迅的人，在政治上，他们不理解鲁迅精神对于我们反抗极权制度的必要性；在哲学上，他们否定了事物的多重性和悖论性；在美学上，他们不承认讽刺作为审美范畴的价值；在道德上，他们贬低了作家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对待历史人物，他们缺乏历史分析的眼光。
然而，一些对鲁迅的善意批判，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把鲁迅拉下神坛，让他重新回到人间，于是，一个被政治化的鲁迅还原了，我们获得了一个更可亲近的“人间鲁迅”。
这个“人间鲁迅”能够给予我们的精神、思想财富，实在是太丰富了。今天的中国并未脱离鲁迅的时代，当权者仍然在“吃人”，历史仍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之间循环。
鲁迅的话仍在耳畔：“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在“六四”被许多中国人遗忘的时候，我最欣赏的是鲁迅的“不宽容”，因为，对暴力的宽容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人各有志。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一部分人选择“生命之轻”，他们就难以接受鲁迅，另一部分人选择“生命之重”，他们就接受鲁迅。因此，一个人对生命选择的不同，就会对鲁迅有不同的态度。
对于我，一个有缺点的人间鲁迅，是我心中永远的堂．吉诃德。我推崇他那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他那不为外力所屈服的自由精神，他那游离于所有政府、团体、和组织之外的体制外写作，他那最彻底的反专制态度，以及他未曾实现的理想－－一个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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