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1989年“六四”之后，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先生开始在北京等地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当时“自由化分子”纷纷逃离北京，奔向北京方向的人只有江泽民集团的一些核心人物——他们赶着去分肥。在整个国家陷入悲痛和沉默的时刻，胡石根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他背对着流亡浪潮站在北京，站在江泽民的“专车”前面——正如“六四”凌晨那站在坦克车前面的另一位英雄一样。
专制社会的人们往往对“新任长官”抱有希望，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江的期待。事实上江通过胡石根案件已经向世界宣告：“江泽民主义”比“邓小平理论”更接近法西斯主义的边界。遗憾的是，今天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反江人士，当时并没有站在胡石根一边。有些人士甚至还以各种姿势站在江泽民那一边。江对中国15年的侮辱性统治，不正是我们当年的旁观或逃避赢得的惩罚吗？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胡石根站在江泽民面前如同扑向大火的一只飞蛾。索尔仁尼琴站在勃列日涅夫面前，他形容自己是牛犊顶橡树；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 斯蒂芬· 茨威格称之为蚂蚁撼动大树。胡石根站在江泽民面前，他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势：刚刚走进中南海的江泽民正需要一只羔羊燔烧在午门外献给摩洛的祭坛上；胡石根迎上去，带着挑战式的固执。他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使江泽民恼羞成怒。在世界还没有将这一场面对像化之前，江已经将他狠狠地关进了监狱，并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出来了。
我们充分相信江泽民是制造胡石根案件的罪魁祸首。1989年到1992年，江泽民审时度势选择了以“反和平演变”为口号的极左政策，这是有目共睹的。他直接“关心”并批示了一些政治大案要案，其中证据确凿的案件就包括杨子立案件和胡石根案件。不过当时有人认为江如此疯狂主要是想讨邓小平的欢心，因为邓患有严重的“六四后遗症”；刚进贾府的江不仅要讨好邓，也要讨好李鹏等势力。然而，这种看法实在大错特错了。江对自由主义运动的疯狂镇压，对人权的敌视，主要为了稳定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邓去世以后，江的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江刚上台的时候，更希望采取霹雳手段镇压异议运动，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获得心理平衡——这位上海小市民更痛恨蔑视他的人，他不惜通过暴力捍卫自己的“自尊心”，彰显自己的自卑感。现在人们更清楚了，一个汉奸之子或卖国之人，一个造假党魁或政治演员，更希望通过杀人来向整个集团显示忠诚并显示政治正确。
胡石根并不是想反对江泽民，他反对“新秩序”仅仅是为了捍卫戒严部队颠覆的公义。江泽民不配做这个“反对派”，他是胡石根正义事业不得不碰上的一尊偶像。这尊偶像今天在世界上已经破碎，在国内也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料。但胡石根仍然在监狱里无人问津。各种媒体对“大树”笑料的热情仍然高于对被缚的蚂蚁的热情，这是人性中一个公共缺陷。我们没有理由批评那些深受江害的团体和个人哄堂大笑，或者极力为自己申冤，并奢望另一个“新秩序”的诞生。但“任不寐”有理由在这种浪潮自我责备，有责任寻找最早抵抗江泽民统治的那位英雄。我们有理由献上感激之情。胡石根在15年前就开始了“任不寐”今天在网络上从事的事业，“任不寐”成了“名人”，而胡适根成了罪犯。我只是希望，呼喊江下台的声音中，也有一种声音在呼喊释放胡石根。江下台胡石根也未必被释放，这正是呼吁释放胡石根比呼吁江泽民下台更有价值的原因。中国的希望在新制度，而不在新权威。中国的转型在于把个体命运置于话语中心，而不是把独裁者置于“头版头条”。我更希望，持续不断的人权努力等使胡石根早获自由。@
200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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