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几个月前，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某文学社团邀请我前去讲学，我给出了两次学术演讲的题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精神缺失》、《鲁迅与当代文学》。该文学社团向学院汇报了这个活动，学院领导也表示同意。就在我即将成行的时候，该社团负责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学术活动不得不取消，学校保卫处来了几个人了解情况，并命令我们不要搞这样的活动。”
这位单纯的学生没有完全想到，邀请一个学者去讲关于文学的话题，居然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他万分委屈地告诉我，他不明白这个活动与保卫处究竟有什么关系。而我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由大学保卫处出面取消我的学术演讲。
“保卫处”在今天大学的行政序列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我登陆上海复旦大学的网站，发现了关于保卫处的相关介绍：“保卫部（处）是校党委、校长领导下负责维护学校的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内部安全并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提供安全服务的职能部门。保卫部（处）内设八个部门：综合办公室、内保办公室、治安办公室、消防交通管理办公室、户政办公室、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挂靠）、校保密办公室（挂靠）、校安全管理办公室（挂靠）。”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构，它的存在也是目前大学行政和后勤机关过于膨胀的一个表现。那麽，这些部门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呢？比如，其中比较重要的“内保办公室”承担如下职责：“负责做好学校内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情况资讯工作、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出国（境）人员的管理工作；做好要害部位和重大外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协助上级专门机关开展专项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校园文化管理及网路安全管理工作。”
中国大陆各大学保卫处的地位和功能，大致与复旦大学相似。在这些由保卫处承担的职责中，我并没有发现授权他们对学术活动进行控制和干涉的条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持自我政见”的学者都有过与我类似的遭遇：保卫处往往直接干涉学者的学术活动，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无所不至地伸展着它的触角。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我的出现难道对大学“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胁吗？保卫处诸君，为什么对我到大学如此紧张和不安呢？他们对我的提防甚于对萨斯病毒的提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到大学去演讲，大部分时候不收取讲课费，几乎是义务的性质，因为我愿意与青年朋友们一起聊天。我无非是告诉年轻朋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比如：怎样进行独立思考、如何学会爱和慈悲、通过哪些途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摆脱奴性的“公民”……等等“常识”而已。我不会煽动他们起来搞学生运动，也不会鼓励他们退党退团，更何况我也不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具有“一呼百应”的“卡里斯玛”魅力。我只是一个坚持说一点真话的知识份子而已，我只是一个愿意把青年大学生当作朋友的写作者而已。他们为何如此害怕我跟学生们接触呢？我真的值得保卫处如此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吗？
近年来，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由于保卫处以及更为神秘的部门的干涉，取消了我的演讲会与座谈会。我知道，在保卫处的背后，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他们。我也知道，我与那位文学社团的学生在电话中的交谈并不安全，“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记录着我们的每一句话。然后，“他们”再通过特殊的渠道，让大学保卫处出面威胁大学里的师生，要学校取消我的学术活动。保卫处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而已。这恰恰说明，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所谓“保卫处”其实是专制机器中一颗重要的“螺丝钉”，是党控制大学的一种工具。中共政权把大学当作监狱来办，大学中的学生都是监狱中的囚犯，而保卫处则正是管理这些囚犯的狱卒。在一些重要大学（如北大、清华等）的保卫处，一般都驻扎着相当数量来自安全部门的特务，他们专门负责搜集高校情报，及时向上级汇报。中共领导层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大学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一定要把一切“星星之火”都消灭在摇篮之中。于是，九十年代的大学中，一边是填鸭式的愚民教育，一边是保卫处的监控和压力，使得师生们“艰于呼吸视听”。正是在保卫处以及其他若干机构的控制下，今天的中国大学有如一潭死水。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北大校友江绪林。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这位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在北大校园内贴出了题为《爱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的呼吁：“我们期待着和解，为了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为了恢复普遍的信任，为了赋予社会伦理以坚实基础，我们伸出诚意的手来承担责任，来抚慰民族的创伤，来表白自己的过失，并从阴影中走出来，面向着艰难的未来，以宽容和爱构筑和完善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迈出第一步。我承诺，除非遭遇绝对不可抗力，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八点来到三角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然而，当江绪林手持点燃的蜡烛来到三角地时，北大保卫处的便衣们立即将其带走。作为基督徒的江绪林，以他的行动为“后天安门时代”的北大挽回了声誉，正如学者傅国涌所论：“江绪林在北大的作为对新一代青年乃至全体同胞都具有行动启示意义。”但是，前来抓捕他的不是别的部门，恰恰是大学的“保卫处”——他们究竟在“保卫”什么呢？江绪林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的行为是和平而理性的。
大学保卫处行使的是监视师生、“防民之口”的功能，因此他们对那些保护师生生命的事务并不上心。他们“保卫”的仅仅是“红色江山不变色”，他们会对某位元学者的讲话记录和分析，会对学生的“思想动向”高度重视，却对高校治安恶化的现象熟视无睹。据全国高校保卫学会对十三个省区七十六所高校的调查显示，近两年间高校发生各类案件九千两百七十八起，非正常死亡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北京、南京、武汉、重庆七所院校被歹徒杀害的教授和学生有十六人。调查报告显示，梁上君子更喜欢在学生宿舍作案，因为这里出入自由、防卫不严。窃贼一般选择学生上课或上自习的时间作案，此段时间宿舍空空如也。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查获了一起宿舍盗窃案，案犯戚经健频繁进入上海某师范大学等高校踩点作案，经他顺手牵羊的赃物有手提电脑四部，各种型号的小型电脑、随身听、CD机、充电器应有尽有，初步估计盗窃价值达八万元。首都某高校一学生向调查者抱怨，宿舍管理员疏于管理，根本没有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少数女生甚至成为流氓犯罪的牺牲品。全国高校保卫学会秘书长吴心正指出，目前大学师生被歹徒伤害杀害、盗窃案件频繁、不法分子入侵校园等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主管机关责任不明，学校无执法权，采用高科技防范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他认为建立一个界定清晰、责权明确的校园安全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吴心正不敢揭露大学保卫处的实质，只好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其实，大学保卫处的功能不是“保卫”而是“监视”–如果硬要说他们发挥着“保护”的功能，那麽他们“保护”的不是广大师生而是中南海里的权贵们。保卫处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比那些普通的歹徒窃贼更是大学的戕害者，他们侵害了大学的独立精神，剥夺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得大学成为唯唯诺诺、死气沈沈的“党校”。大学的品格沈沦了，大学的文化枯萎了，广大师生生活在无边的窒息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委书记”（或级别更高的安全官员）及其直接控制的“保卫处”，才是大学真正的“不安定因素”。这个政权把精力和金钱都花费到了提防与控制大学上，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个青年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掘墓人。
以北大为例，北大不仅有编制庞大的保卫处，还在校园里专门设立了一个派出所，美其名曰“燕园派出所”。这在中华民国时代是不可思考议的，不说在“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亲自去营救被捕的北大学生；即便是在中共活动猖獗、北大学运风起云涌的三四年代，当政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也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抓捕学生。大学乃一个国家学术与文化的重镇，岂能容许军警随意出入？然而，对于今天出于北大校园核心的“燕园派出所”，似乎并没有哪一个北大教授敢于提出批评意见。
大学必将以其对学术自由、文化多元和思想独立的坚守，摆脱其被“监狱化”的悲惨命运。我的信念是：自由是无法被消灭的，只要人类还存在–所以，中共及其爪牙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大学彻底摆脱“监狱状态”，恢复“精神自治”和“行政自治”的那一天。那一天，曾经为中国现代大学打下伟大的人文传统的蔡元培、胡适、张伯苓等教育家们将在九泉之下深感安慰。
源自《议报》16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