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4日訊】幾個月前，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某文學社團邀請我前去講學，我給出了兩次學術演講的題目《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精神缺失》、《魯迅與當代文學》。該文學社團向學院彙報了這個活動，學院領導也表示同意。就在我即將成行的時候，該社團負責人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你的學術活動不得不取消，學校保衛處來了幾個人瞭解情況，並命令我們不要搞這樣的活動。”
這位單純的學生沒有完全想到，邀請一個學者去講關於文學的話題，居然會遇到這樣的麻煩。他萬分委屈地告訴我，他不明白這個活動與保衛處究竟有什麽關係。而我早已是見怪不怪了，我已經多次遇到類似的情況——由大學保衛處出面取消我的學術演講。
“保衛處”在今天大學的行政序列中是一個什麽樣的機構呢？我登陸上海復旦大學的網站，發現了關於保衛處的相關介紹：“保衛部（處）是校黨委、校長領導下負責維護學校的政治穩定、治安安定、內部安全並爲教學科研和師生員工提供安全服務的職能部門。保衛部（處）內設八個部門：綜合辦公室、內保辦公室、治安辦公室、消防交通管理辦公室、戶政辦公室、校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挂靠）、校保密辦公室（挂靠）、校安全管理辦公室（挂靠）。”由此可見，這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行政機構，它的存在也是目前大學行政和後勤機關過於膨脹的一個表現。那麽，這些部門究竟承擔什麽樣的職責呢？比如，其中比較重要的“內保辦公室”承擔如下職責：“負責做好學校內部的國內安全保衛工作。開展調查研究，做好情況資訊工作、爲上級領導決策提供依據；協助有關職能部門做好出國（境）人員的管理工作；做好要害部位和重大外事活動的安全保衛工作；協助上級專門機關開展專項工作；配合有關部門加強校園文化管理及網路安全管理工作。”
中國大陸各大學保衛處的地位和功能，大致與復旦大學相似。在這些由保衛處承擔的職責中，我並沒有發現授權他們對學術活動進行控制和干涉的條文。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許多“持自我政見”的學者都有過與我類似的遭遇：保衛處往往直接干涉學者的學術活動，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章魚，無所不至地伸展著它的觸角。讓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我的出現難道對大學“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脅嗎？保衛處諸君，爲什麽對我到大學如此緊張和不安呢？他們對我的提防甚於對薩斯病毒的提防。我不過是一介書生，手無寸鐵，真的有這麽可怕嗎？我到大學去演講，大部分時候不收取講課費，幾乎是義務的性質，因爲我願意與青年朋友們一起聊天。我無非是告訴年輕朋友自己的一些人生經驗，比如：怎樣進行獨立思考、如何學會愛和慈悲、通過哪些途徑讓自己成爲一個有尊嚴的、擺脫奴性的“公民”……等等“常識”而已。我不會煽動他們起來搞學生運動，也不會鼓勵他們退黨退團，更何況我也不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具有“一呼百應”的“卡裏斯瑪”魅力。我只是一個堅持說一點真話的知識份子而已，我只是一個願意把青年大學生當作朋友的寫作者而已。他們爲何如此害怕我跟學生們接觸呢？我真的值得保衛處如此杯弓蛇影、風聲鶴唳嗎？
近年來，先後有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山大學等數十所大學，由於保衛處以及更爲神秘的部門的干涉，取消了我的演講會與座談會。我知道，在保衛處的背後，還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他們。我也知道，我與那位文學社團的學生在電話中的交談並不安全，“他們”在陰暗的角落裏記錄著我們的每一句話。然後，“他們”再通過特殊的渠道，讓大學保衛處出面威脅大學裏的師生，要學校取消我的學術活動。保衛處不過是“他們”的傀儡而已。這恰恰說明，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所謂“保衛處”其實是專制機器中一顆重要的“螺絲釘”，是党控制大學的一種工具。中共政權把大學當作監獄來辦，大學中的學生都是監獄中的囚犯，而保衛處則正是管理這些囚犯的獄卒。在一些重要大學（如北大、清華等）的保衛處，一般都駐紮著相當數量來自安全部門的特務，他們專門負責搜集高校情報，及時向上級彙報。中共領導層從“六·四”事件中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大學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一定要把一切“星星之火”都消滅在搖籃之中。於是，九十年代的大學中，一邊是填鴨式的愚民教育，一邊是保衛處的監控和壓力，使得師生們“艱於呼吸視聽”。正是在保衛處以及其他若干機構的控制下，今天的中國大學有如一潭死水。
寫到這裏，我想起我北大校友江緒林。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這位北大哲學系研究生在北大校園內貼出了題爲《愛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蠟燭》的呼籲：“我們期待著和解，爲了從懼怕和怨恨中走出來，爲了恢復普遍的信任，爲了賦予社會倫理以堅實基礎，我們伸出誠意的手來承擔責任，來撫慰民族的創傷，來表白自己的過失，並從陰影中走出來，面向著艱難的未來，以寬容和愛構築和完善我們的社會！讓我們邁出第一步。我承諾，除非遭遇絕對不可抗力，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八點來到三角地，在夜晚來臨的時候，燃起第十一根蠟燭！”然而，當江緒林手持點燃的蠟燭來到三角地時，北大保衛處的便衣們立即將其帶走。作爲基督徒的江緒林，以他的行動爲“後天安門時代”的北大挽回了聲譽，正如學者傅國湧所論：“江緒林在北大的作爲對新一代青年乃至全體同胞都具有行動啓示意義。”但是，前來抓捕他的不是別的部門，恰恰是大學的“保衛處”——他們究竟在“保衛”什麽呢？江緒林並沒有傷害任何人，他的行爲是和平而理性的。
大學保衛處行使的是監視師生、“防民之口”的功能，因此他們對那些保護師生生命的事務並不上心。他們“保衛”的僅僅是“紅色江山不變色”，他們會對某位元學者的講話記錄和分析，會對學生的“思想動向”高度重視，卻對高校治安惡化的現象熟視無睹。據全國高校保衛學會對十三個省區七十六所高校的調查顯示，近兩年間高校發生各類案件九千兩百七十八起，非正常死亡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北京、南京、武漢、重慶七所院校被歹徒殺害的教授和學生有十六人。調查報告顯示，梁上君子更喜歡在學生宿舍作案，因爲這裏出入自由、防衛不嚴。竊賊一般選擇學生上課或上自習的時間作案，此段時間宿舍空空如也。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查獲了一起宿舍盜竊案，案犯戚經健頻繁進入上海某師範大學等高校踩點作案，經他順手牽羊的贓物有手提電腦四部，各種型號的小型電腦、隨身聽、CD機、充電器應有盡有，初步估計盜竊價值達八萬元。首都某高校一學生向調查者抱怨，宿舍管理員疏于管理，根本沒有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少數女生甚至成爲流氓犯罪的犧牲品。全國高校保衛學會秘書長吳心正指出，目前大學師生被歹徒傷害殺害、盜竊案件頻繁、不法分子入侵校園等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主管機關責任不明，學校無執法權，採用高科技防範又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他認爲建立一個界定清晰、責權明確的校園安全法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吳心正不敢揭露大學保衛處的實質，只好發一些不著邊際的評論。其實，大學保衛處的功能不是“保衛”而是“監視”–如果硬要說他們發揮著“保護”的功能，那麽他們“保護”的不是廣大師生而是中南海裏的權貴們。保衛處及其背後的邪惡勢力，比那些普通的歹徒竊賊更是大學的戕害者，他們侵害了大學的獨立精神，剝奪了大學的學術自由，使得大學成爲唯唯諾諾、死氣沈沈的“黨校”。大學的品格沈淪了，大學的文化枯萎了，廣大師生生活在無邊的窒息感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黨委書記”（或級別更高的安全官員）及其直接控制的“保衛處”，才是大學真正的“不安定因素”。這個政權把精力和金錢都花費到了提防與控制大學上，在他們的眼裏，每一個青年都有可能成爲他們的掘墓人。
以北大爲例，北大不僅有編制龐大的保衛處，還在校園裏專門設立了一個派出所，美其名曰“燕園派出所”。這在中華民國時代是不可思考議的，不說在“五四”時代，蔡元培先生親自去營救被捕的北大學生；即便是在中共活動猖獗、北大學運風起雲湧的三四年代，當政北大的蔣夢麟和胡適，也堅決拒絕軍警進入校園抓捕學生。大學乃一個國家學術與文化的重鎮，豈能容許軍警隨意出入？然而，對於今天出於北大校園核心的“燕園派出所”，似乎並沒有哪一個北大教授敢於提出批評意見。
大學必將以其對學術自由、文化多元和思想獨立的堅守，擺脫其被“監獄化”的悲慘命運。我的信念是：自由是無法被消滅的，只要人類還存在–所以，中共及其爪牙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緣木求魚罷了。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大學徹底擺脫“監獄狀態”，恢復“精神自治”和“行政自治”的那一天。那一天，曾經爲中國現代大學打下偉大的人文傳統的蔡元培、胡適、張伯苓等教育家們將在九泉之下深感安慰。
源自《議報》16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