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一般而言，批发部售出的货物，不论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等，价格总要比零售店要便宜，而且，既然是批发，当然数量就要大些。然而，在这里所说的批发部，一个是“乌纱帽批发部”，另一个则是“文凭批发部”，虽然批量也比较大，但价格却不菲。顾名思义，前者是买官、卖官的场所，或局长、或处长，价码或有差异，但肯定官有所值。成交后，一方获利甚丰，另一方则如愿以偿。后者则是买卖文凭的地方，或学士文凭、或硕士文凭、甚或博士文凭，均可大量批发。
闲话少叙，且看我党报纸的报导，那标题为：《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这可不是我所杜撰的，而是报纸本来的题目。那报导说的是我党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正厅级）掌控的市委大院，竟然成了买官、卖官的场所，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局各部委的一二把手，每个官位都有其“价码”，当然价码由马大官人掌握，虽非明码标价，但卖者、买者皆心知肚明。在马德担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和市委书记的6年间，绥化市所属的10个县市50%以上的处级官员，即600多人卷进了买官、卖官行列！这肯定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当然，马大官人收获颇丰，6年间获“纯利”500多万元，外加美金2.5万。报导中隐隐约约提到马德在担任市委书记前曾有过一次仕途挫折，但很快官复原职，且一路高升。人们当然会想到那是马德通过买官成就了他的升迁，也从而知道了官场上的“潜规则”，为后来的卖官探熟了路径。
马德卖官只是个个案，但绝不是孤例。此前已有不少大贪官曝光后扯出了买官、卖官的勾当。即使如此，买官、卖官的生意仍然兴旺发达。这其实是与中国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相伴而生的。贪官为了更多地贪，遂干起了卖官的行当；而买官者为了捞回成本，就更加拼命地贪。于是，一批一批的乌纱帽批发了出去，一批一批的贪官也就制造了出来。因此，买官者、卖官者皆成了贪污犯。如果不是黑龙江省长田凤山落马，说不定马德的乌纱帽批发部仍会正常运营下去。缺乏监督机制的一党专制，就是“乌纱帽批发部”产生的根源。此前有乌纱帽批发部，今后照样会有批发部卖乌纱帽。
另一个批发部是大学“文凭批发部”，其生意也颇为红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提拔官员时除去考虑其对党的忠诚与否外，开始重视起官员的学历、文凭来了。升官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有的地方甚至还规定了对应的标准：学士──科级；硕士──处级；博士──局级。于是文凭空前吃香。没有正规的大学文凭者，只好去地摊购买假文凭。于是，制造假文凭的贩子满天飞。一个地方核查的结果，官员的文凭竟有20%多都是假的。然而，这样买来的假文凭毕竟使购买者
心里不太踏实，于是衍生出官府与大学联手干起了文凭批发的勾当。官员需要文凭以图升迁，学校需要官府支援以解决专案与经费，双方一拍即合，文凭批发部也就应运而生。虽然拿到文凭的官员也许根本没到学校上过课，考过试，更没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但他们却拿到了盖有正规大学印章的学位证书。当人们指责高等学校丧失良知时，一位大学副校长还颇为无奈地期望社会理解大学的苦衷！
其实，乌纱帽批发部与文凭批发部还有着某种联系。一些没有大学资质者，虽然从文凭批发部拿到了文凭，他还要到乌纱帽批发部去买官帽，才能如愿以偿。其实，按我的设计，掌控高级职务的官员干脆和学校联手，将两个批发部合而为一，前店卖文凭，后店卖乌纱帽。这样既方便了广大官员的买官路径，也提高了两个批发部的营业效率，岂不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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