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1日讯】 中国国企改制中产生的问题，要由局外（特区）人郎咸平教授尖锐提出，而且还要把讨论如何改制的问题曲解为改不改的问题，该管不该管的问题，表现了大陆经济学界，思想界，文化界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低下，暴露出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经济学界，思想界，文化界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作用，甚至没有发挥正当的积极作用。
这也不奇怪。本来技术技能层面的东西具体实在，容易掌握，理论思想层面的东西抽象玄虚，不好把握，而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又持续不断压制理性，培植奴性，摧残思想能力，奴性未尽，理性未张，思想能力薄弱的中国学人，对世界先进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文化思想只能囫囵吞枣，各取所需。自己安身立命还可以，为国家建功立业则不成。
所以，中国人要以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首要任务还是解放自己的智慧，而解放自己的智慧，首要任务还是张扬理性，重视思想。因此，歌德《东西方波斯语诗集》中的几行诗，对中国人还是有针对性的。
“沈迷于道听途说，
岂能得到任何真言实语？
噢傻瓜，传统确是个怪物！
判断，这才是你之所需；
理性，
只有你已抛弃的理性，
才能使你免遭信仰的奴役。”
培尔虽然说的是历史学家，但也适用于每个有思想的中国人。“凡懂得历史规律的人都会同意，一个历史学家若想忠实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使自己摆脱谄媚和诽谤的精神。他必须采取斯多葛派的精神状态，斯多葛派是不为任何欲望所动的。他必须只关注真理的利益，而不受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响。为了真理，他必须牺牲由不公行为引起的怨恨，牺牲对恩惠的回忆，甚至牺牲对祖国的爱。他必须忘掉他属于任何特殊的国家，必须忘掉他是由任何特殊信仰教养大的，必须忘掉他欠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情分，必须忘掉这些或那些长辈和朋友。在这些方面，历史学家就像无父，无母，无亲属关系的麦基洗德。如果有人问他，‘你从何处来’？他必须回答：‘我既非法国人或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或西班牙人。我是个世界公民。我既不为哪个皇帝效劳，也不为法兰西王效劳，而只为真理效劳。真理就是我的女王，我只对她发誓服从’。”
让我们都来做真理的儿女，都来为真理效劳，在议政治，议经济，议文化，议时事的时候，也议议真理，议议思想，议议中国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
源自《议报》16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