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首先﹐看到张林平安回家的消息非常高兴。上次写信时本来想写“吉人自有天相”﹐又怕在那种情况下让人觉得空洞。
其次﹐我想跟您说﹐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担心过度”而不安和道歉。免于恐惧的生活﹐本来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现在我们却要为自己还未能免于恐惧而不安和道歉﹗
我也经历过两次让我初时想笑﹐转念想哭的虚惊。
一次是六四后﹐那时我在北大上研究生。当时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皇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还有一次是在劳教所。我在《静水流深》里写到了先生第一次来劳教所看我时的情形。当我指给他我脖子上电棍留下的伤时﹐他只匆匆瞥了一眼就象被烫了似的将目光移开﹐死也不肯往回看。
事隔不久﹐他跟一位带有“劝降”使命的老教授在非探视时间来看我﹐屋子里好多警察“相陪”。一见面﹐他就条件反射似的又往我脖子看﹐又是匆匆一瞥便将目光转向我的眼睛。他的眼中是大大的问号﹐那无声的急切和焦虑几乎将我灼伤。
我连忙低头看自己的脖子﹐瞬间明白了他为何如此惊慌﹕我脖子上抹了过多的爽身粉而呈现出刺眼的雪白﹐让他以为我又受了什么古怪的刑罚。
我有些好笑﹐低声说﹕“爽身粉。”他这才松口气﹐顺势坐下来。
现在想起这个情形﹐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了。知道那爽身粉意味着什么吗﹖
酷暑盛夏﹐正是劳教所赶织秋装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狭小﹑密不透风的囚室里抱着“温暖”的厚毛线秋装狂织。屁股坐烂了不说﹐出汗无法避免﹐而手一潮就带不动线﹐难免影响速度。我们必须象飞一样的织才能完成定额。
所以﹐爽身粉是我们买来做干爽剂用的﹐每当手汗潮了﹐就连忙抹一点吸汗﹐以保证始终能以飞一样的速度织。为了抢时间﹐上完厕所都不敢洗手的﹐手会潮。
脖子上的爽身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抹上的。整天低头狂织﹐不抹上爽身粉﹐汗早把脖子腌烂了。
我的《静水流深》是先找到英文版出版社的。事实上是出版社听了澳洲ABC电台对我的采访后主动找我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用中文写的﹐原以为他们会就此止步﹐谁知他们说没关系﹐你把书的前三章给我们﹐我们找人评估一下﹐好的话我们找人将它翻成英文。
我将前三章发给了他们找的人﹐是个懂中文的西人﹐也是我的书后来的译者Sue Wiles女士。她看后写了个评估报告给出版社﹐总体评价很好（这也是Allen & Unwin 决定为我出书的原因）﹐但对书中我对婆母的描写略有微词﹐认为我是不是有意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
是的﹐我在书中写到了婆母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不惜躺在门前阻止我出去与功友见面﹑甚至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逼我写下离婚书的情形。
但是﹐我绝不是想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相反﹐我太爱她了。也许是我表达能力的问题。我其实是想控诉那恐怖﹐控诉那把我婆母这样善良普通的百姓逼到绝望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想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年累月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心就痛到流血﹗
婆母去年9月9日去世了（与毛泽东同一天﹗）。她始终未能从我先生被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当时传出的消息是﹐我先生将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但是这场“虚惊”﹐却要了婆母的命﹕先生被关的一个月中﹐她掉了十几公斤肉﹔先生被放出来两个月后﹐她便被查出患了癌症。医生说﹐这是过度的精神刺激所致。
婆母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先生甚至不愿回家﹐去面对那“物是人非”的空落。我们难道还要为我们的“虚惊”而道歉么﹗
我写不下去了。就以此作为对国家恐怖主义的控诉吧。
愿所有中国人都能早日过上免于恐惧的生活﹗@
200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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