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悠久的中国王朝历史及其特征
中国的历史，自有皇帝传说以来，已有4700余年；自从“古竹书”记年载夏以来，也已近3800年；且两者并无间断。武王灭纣，开启了大周一朝，前300年为西周，也是中国封建制度从建立而至于鼎盛的阶段。之所以封侯建国，首先是因为西周建国之初，因不能根绝前殷的势力，而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地，同时又封建了鲁、燕、齐三国。此为封建制度创立之端绪。其次是在克殷后二年，武王崩，武庚遂伙同监视他的管叔等乘机谋反。一时间东方的殷王朝残余势力，均起而造反，企图复辟。其时因周成王年幼，周公乃亲自东征，平息了叛乱。此次“护国”的结果，促成了西周王朝的第二次封侯建国，卫、晋、蔡、东都等封国始立，宋国则为殷人后代而封，鲁、齐等国亦得以向东伸展。封建制，虽因西周为立国、护国之需而创建，其后，则渐渐成为一种对政权和政区的分割制度，即作为对于中央王权实行分而治之的“等级分裂政体”而存在。
由于西周末年，周平王的王位是由他的舅舅申候勾联犬戎杀害其父周幽王而得，王室威信不再，虽经东迁，却遭遇东部齐、鲁等一些大封国的反对，而拥护他的其它封国如许、郑、秦、犬戎等，又大都是乏义之国，周王朝遂从此遭遇“王命不行”的命运，“春秋时代”于是开始。而王命不行的结果，则是迅速造成了列国之间的兼并，各诸侯国内部篡乱相乘和杂居中国之犬戎蛮夷的“制乱和归化”。自鲁恒公弑兄篡位以下至晋三分公室，齐为田氏所篡，鲁则三恒称强于国内，贵族的高贵姓氏早已日渐暗淡，宗法等级封建制的衰灭已不可免，平民政治遂乘隙兴起，再加上诸夏文化之对内对外日渐融合浸染，特别是各强国之间称雄称霸的战争，竟推进着中国――“虽非主观之想、却成客观之变”地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了。
春秋之后，战国首尾二百四十余年，伴随着从兼并而至统一之战争的，则是郡县政治的出现，军民分治的开始，井田制的废弃，履亩而税的实行，依军功而擢升之新政治制度的建立，货币之使用，和官商转向民商之重要发展等等。秦终于灭了六国，中国亦终于统一在“废封建和置郡县”的君主平民制度之下。
由是可知，大周一朝盖八百年，其间，封建的建立和巩固约三百年，是为西周。封建的维系和衰落约二百四十余年，是为春秋时代；而封建的灭亡期亦约二百四十余年，是为战国时期；统称东周。所以，近代以来至今，国人动辄便以反封建来作为“革命”甚至是扫荡中国文化的由头，便实在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对封建的革命，中国人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胜利完成了。这是我们与欧洲之大不同处。
其后，秦虽历二世，仅存国十五年，但“存制”竟达2120年，即自公元前209年直至公元1911年，方为辛亥共和革命所终结。其间两千余年，虽始终为君主王朝，亦始终为君主平民政体，而非封建式的君主贵族政治。大汉朝建国之初，虽有封建之举，亦有郡县之继，其后九十余年间，则随着刘姓王室之灭异姓王、封同姓王，直至颁发“推恩令”，而最终废除了封候建国之旧制度。
而也正是在两汉，中国才出现了君权和政权的分离，文治政府的兴起，以及公卿朝士尽皆“民间名儒”的政治景象。其后，虽然士人政府亦曾逐渐形成“士族政府”，更在魏晋南北朝纷纷乱乱的四百年间，流弊而成为“士族门阀制度”，但是， 混乱时代过去，自隋唐以下，皇权和政权的分离，贡举和科考制度的出现，特别是宋代谏官制度的建立，和文官治国的进一步发展，均为中国悠久的君主制度，带来了对于皇权独裁的制约。如果文化落后的蒙人不专以《四书》来开科取士，如果朱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不断然地废除宰相制度、开八股取士之风气，如果文明欠丰的满人不继承明代的无宰相之政府，不时刻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不实行少数人部族的特权和专制，自元至清前后七百年，不视天下为一姓之家，不握生杀予夺大权于一手，则中国的君主王朝大约便不能够仅仅用“专制”一词即可以统而概之的了。就不说秦以下之漫长二千余年间，不论是中国自生的宗教，还是乘乱而至的外来宗教，直至中国出现了国际共产党，之前，他们都既没有机会在中国制造一场又一场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可能如欧洲和中西亚那些国家一样，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教政合一的残酷封建王朝或君主王朝。而中华文化非但历经二千余年而不衰，甚至二千年余年间朝朝代代都能够硕果累累，就更是说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始终存在着文化创造的相当自由。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漫长的中国王朝历史，确实为我们志在“走向共和”的历史性变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悠久民族文化中封建的和专制的思想文化成分，亦同样为我们志在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带来了相应的负担。但是，历史在比较之中而见优劣。因为，我们只需从辛亥之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护国护法的艰难和曲折，与欧洲之诸共和国家作一简单的对比，我们自然就能够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究竟何在。
二、中国共和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
自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同盟会，鼓吹共和革命，艰难奋斗十六年，发动了十一次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获得武昌起义成功，并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民国是一个新中国，新就新在它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帝制的延续，不是君主专制的翻版，更不是扛着革命旗号的专制复辟，而是在中国首开了共和政治的端绪，第一次为中华民族创立了共和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御制的“中国近代史”都称辛亥之后的中华民国――
在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一九一二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发展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
在经济上，“自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新增资本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竟出现了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了重大发展……1914年3月15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
在舆论和文化上，诚如《谁是新中国》一书所述﹕“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辛亥之后，全国民办报刊一时蔚为大观，至1913年7月，各种民办报纸已有五百余家。他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政治得失，评述政府官员，上敢于批评指责总统，下能够匡正救助时弊，无论是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均在他们的关心和批评之下。专制舆论的一言堂，瞬间即被民主舆论的多元化所代替……”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之所以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亦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就是对中华民国是一个崭新共和国的证明。
三、中华民国护国护法的第一大历史阶段1912-1928
中华民国与所有背负专制历史的崭新共和国一样，立即遭遇了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和必须起而护国、护法的历史命运。
1、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胜利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北伐。1912年1月1日，因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遂使袁世凯要由他来建立新政府的阴谋破产，袁即一边罢免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指使冯国璋、段其瑞叫嚣要“誓死抵抗”；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形势。为捍卫还在繈褓之中的共和国，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主张。1912年1月13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也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湖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唯列强公然出面、出兵维护支持袁世凯，堵截革命军北上，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1912年1月2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声明，如果清帝退位，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自己将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举袁世凯担任。2月13日，袁世凯即通电“赞成共和”，并誓言“永不使专制政体再行于中国”，孙文遂辞职。3月6日，南京参议院决议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遂在北京宣誓就职。然而，仅一年之后――1913年3月20日，拥遗朝之兵的袁世凯即阴谋暗杀了内阁第一大党――国民党秘书长宋教仁。孙中山因之而猛醒，意识到要捍卫共和，“非去袁不可”。他决心发动二次革命，要象推翻满清王朝那样，粉碎袁世凯的篡权、独裁和复辟阴谋。6月9日，袁世凯又下令罢免国民党身份的三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7月12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发表讨袁通电并亲赴湖口督师，二月革命遂起；7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随之，沪、皖、湘、赣、鄂、闽、重庆相继宣布独立。然而，一因袁世凯拥遗朝之重兵，二因国人对袁氏尚存有幻想，三因国民党十位都督仅仅只有两位执行孙中山的命令起兵抗袁，遂使二月革命失败。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反袁护国战争。因袁世凯迅速地扑灭了二月革命，从而刺激了他推倒共和、复辟帝制的欲望。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国会参众两院现议员的职务。5月1日，袁颁布总统权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推倒了旨在限制他独裁和防止他复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废除了国务院，在总统府设立了相当于满清“军机处”的“政事堂”。6月30日，袁更废各省都督，改官职，立将军名号。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袁鼓吹帝制。8月23日，满清遗孽杨度等七人成立“筹安会”，公开为袁复辟帝制鸣锣开道。11月20日，所谓国民代表投票结束，“一体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12月13日袁接受百官朝贺。袁世凯犹如拿破伦和他的侄子一样，推倒了共和，复辟了帝制，从独裁走向了帝位，妄图将中国人民历尽艰难才创建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彻底推翻。
然而，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国民，因“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决心对“敢以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全国各界不仅发表宣言、通电一致反对袁推倒共和、复辟帝制，而且孙中山、国民党和几乎全体国民均意识到要维护共和，“非去袁不可”。由是，蔡锷将军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逃出北京来到日本，在孙中山先生的鼓励下，立即自日本返国，择袁世凯登基之日，宣布云南独立，通电号召讨袁，发动了倒袁护国的战争。护国战争的枪声一经打响，则全国上下，海内海外无不响应，连袁的亲信爱将也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于是，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共和国――中华民国获得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巨大胜利。
中华民国护国运动的第四阶段是反对张勋复辟满清。历史的事实是，辛亥之后，共和国――中华民国遭遇颠覆与专制制度可能复辟的最大危险，就是来自于袁世凯和他的北洋旧王朝军队。袁世凯之死虽然宣告了复辟帝制的必然失败，但原北洋军人张勋紧接着又导演了一场复辟满清王朝的闹剧。1917年7月1日张竟然率领两万辫子军进京扶持宣统复位。然而，由于全国舆情高涨――北京的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上海商界全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拥护共和，全国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于是，另一个北洋军人段祺瑞，遂于捍卫共和之名义下，于1917年7月3日在马场誓师，讨伐张勋。由是张勋的复辟满清仅十一天便冰消瓦解。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护国运动遂得以成功。
2、中华民国的护法运动的四个阶段及其成功
中华民国反袁反张复辟的胜利证明，辛亥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企图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拥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的”的目的。
1917年7月，因段祺瑞成了驱逐张勋、维护共和的大英雄而重掌国柄，但转瞬之间，他便顶着中华民国的国统，不仅破坏共和法统，企图重归独裁――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且签订卖国条约以扩私家之军，更为“武力统一天下”而首开十一年军阀毁法混战祸国的端绪。
在此十一年中，已经一再地赢得了护国胜利的共和国人民，又一再地掀起了捍卫共和法统的浪潮。他们不仅声称“中华民国为民主统一之共和国”的宪法条款“永远不得予以修正”，而且连续地发动了反对混战、反对贿选、反对卖国和反对一切毁法祸国的群众运动。而由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护法战争，就正是在国民波波相接的护法运动中，历经种种失败和痛苦而最终地走向了成功。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孙中山领导南下护法并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1917年7月6日，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随孙中山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只因“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南方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等与北方直、皖军阀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失败。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在孙中山于1920年重建广州革命政府之后。1921年4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于同年7月15日克南宁，8月1日占桂林，后于11月15日在桂林设大本营。就在孙中山积极准备北伐以护法之时，直系军阀为阻止孙北伐，乃一面在表面上“恢复旧国会”，使孙失去护法的依据，一面收买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遂造成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三阶段，是扫荡两广军阀，统一两广行政，为伺候的北伐打倒军阀奠定了军事政治基础。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在历尽“复辟有兵、革命无军”的痛苦之后，创建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支真正的共和革命军队。其间，直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虽然外受东西列强之阻扰，内有俄属共产革命之暗礁，但是孙中山还是义不容辞地一再努力于护法事业，不仅坚守广东护法大本营，而且抱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甚至客死北平。但是，坚定地执行了他护法战略的蒋介石，却在真正的国民党同志的共同奋斗之下，于1924年10月率领黄埔学生军平息了英国支持下的反动商团叛乱；于1925年2月率军第一次东征，扫荡了陈炯明的祸乱；于1925年4-6月间，又于东征之间回师扑灭了滇、贵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在广州的叛变；于1925年11月率军第二次东征，将陈炯明叛军全部消灭。1925年10月12日陈独秀即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称﹕“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人民的滇、贵、粤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仅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925年12月3日和30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3、中华民国护法战争中的险恶暗礁
如前文所述，正是列宁的十月背叛，才彻底地葬送了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推翻了俄罗斯共和国，阻断了俄国人民的共和之路。背叛成功的列宁，不仅在前苏俄篡建了共产专制复辟制度，而且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对外输出共产革命。列宁虽在十月背叛成功前就确定了一个“东方路线”，即“北京――加尔各答――欧洲”之所谓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大战略。但是，十月背叛夺权的成功，却使他立即抛弃东方，转而直接进攻欧洲。但是，1919年初，因他指使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在本国发动“共产革命建国”失败，遂使他重新开始执行他的“东方路线”。列宁终于将老沙皇的野心、新沙皇的欲望合而并之，首先以虚假地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钓饵，欺骗中国人民；其次是于1920年8月派维津斯基来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又派马林等来华领导召开了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就是十一次派人来中国寻找孙中山，企图使孙中山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转化为列宁的共产革命，将自己创建的国民党“变性”为共产党；最后则是在上述目的均因为孙中山的拒绝而不能得逞之后，才阴谋决定，要在孙中山正处于“敌有人援、己无人助”之时，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革命，而命令中国共产党全体或公开、或秘密地加入国民党，以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中国国民党的力量，和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华民国护法战争之机会，来达到打进国民党、分化国民党和最终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目的。是时，正处于护法困境之中的孙中山，因迫不得已而决定“联俄容共”，从而为中华民国最后阶段的护法战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未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的前途，埋下了可怕的政治危机。
此后，中国共产党遂凭借着前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援助”，在前苏俄的直接指挥和命令下，以列宁的“十月背叛行经”为榜样，“阳冒参加国民革命之名，阴事发动共产革命之业”，一是一边在国民党内秘密自结党团，发展势力，一边公开将国民党划成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号召“打倒国民党右派――孤立国民党中派――团结国民党左派”，使国民党自身惨遭分裂；二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劫夺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蓄谋将国民党的“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甚至“鸠占雀巢”地造成国民党大会竟然“以谈三民主义为羞、以谈共产主义为荣”的局面，直至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把持在手，使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29名部员中，连部长（谭平山）共有26人是共产党。三是层层对外挂着国民党党部的招牌，利用国民党改组登记，名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实为共产党“招兵买马”，从而使1923年底尚只有480余人的共产党，不到两年，就发展到了5万余入。四是因为必须依靠国民党在广东立脚，所以坚决地反对北伐，而当国民党的北伐不能阻止时，竟决策要包藏祸心地“迎汪（精卫）回国，以与蒋分权”，蓄谋分裂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五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之后，于北伐胜利后方鼓吹工农革命，煽动工农暴动，武装工农造反，高叫“一切权力归农会”，号召推翻刚刚诞生的国民革命政权，蓄意制造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则挑起“迁都之争”，以进一步分裂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政权；再就是于武汉由苏俄顾问鲍罗廷策划领导国民党左派召开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和武汉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开除领导北伐胜利进军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职务；五是在蒋介石领导北伐已经解放了南中国、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之后，则由叫嚣“取消北伐、转向南伐”，到要发兵东下、颠覆南京政府。六是指使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官兵蓄意制造南京事件，劫杀外国侨民，图谋挑起国际纠纷以阻止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七是在上海就要被北伐军解放之时，秘密策划并公开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高叫“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八是因为反对、破坏北伐不成，颠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果，则公然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武装叛变，其后，则将叛变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暴动造反接二连三地煽动在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列宁发动十月背叛的种种阴谋残酷手段，法国望岱农民对共和国的反叛和进攻，可以说全部在中华民国伟大护法战争的进程中，重新地在斯大林一再派来的苏联顾问指挥下，予以了历史的痛苦重演，不同的却是遭遇了失败，从而使中国人民足足推迟了二十二年才惨遭共产专制复辟的残酷命运。
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第四阶段――伟大的北伐战争及其胜利。
盖因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中国国民党人早已对苏俄和中共洞察其奸；还因为蒋介石能够及时地利用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发动的、旨在绑架他赴苏俄的“中山舰事件”，驱除了事件策动者――季山嘉等一批苏俄顾问，捍卫了军权；随后又通过“整理党务案”而夺回了国民党部分党权；所以，在蒋介石的坚持和领导下，中华民国的护法战争，才在以伟大北伐战争为旗帜的胜利推进中，获得了一再成功和最后成功。
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革命军高举着中华民国护法战争的大旗在广州誓师北伐；7月11日即攻占长沙，长沙五万民众秉烛欢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后，历经武汉战役、南昌战役、福建战役、东南战役，绕过了共产革命的重重暗礁，直至决心“清党、绝俄”、将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徒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终于在短短的十个月中，就解放了整个南中国，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其后，在克服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和纠纷之后，蒋介石又于1928年4月亲自率军渡江北伐，不5月即克定旧都北京。1928年底，随着“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走向初步的和平统一。由是，1911年共和革命所创建的伟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护国和护法运动遂告成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