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亚洲时报Julian Gearing 撰文) 1月26日，被中共关押的西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中国宣称，丹增德勒在缓刑期内表现良好，故而减刑。这位西藏僧人在2002年12月因实施恐怖爆炸、煽动分裂国家罪被死刑，缓期2年执行。目前，丹增德勒被关押在四川某秘密监狱；同他一起被捕的“共犯”洛让顿珠（Lobsang Dondrup）已在2003年被执行枪决。
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长亚当斯(Brad Adams)说，“很高兴看到中国依法治国方面取得进步。但关押丹增德勒，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
流亡藏人称，对丹增德勒的审判完全是走过场。有消息说，刑讯逼供后，两人终于“认罪”；在审判时，他们被强制保持沉默。总部在伦敦的西藏资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负责人铁里·多丁（Thierry Dodin）说，当外国政府向中共表示抗议时，北京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审判。审判中，二被告未能享有正当的司法程式，包括没有得到充分的律师代表；判决书和起诉书也没有公开，二人上诉的权利也被剥夺。西藏流亡政府（印度达兰萨拉）发言人Thubten Samphel说，“丹增德勒和洛让顿珠因涉嫌几宗爆炸案而被捕，但是北京当局却提供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
丹增德勒因2002年这场审判而引起海外关注；而在此之前，出了四川甘孜州理塘县，就没人知道丹增德勒这个人。现在，流亡藏人和支持者视他为斗士，抗议藏人受到的不公待遇。好些国家还举行了烛光祈祷和绝食抗议，要求中共释放丹增德勒。
中共的新华社引述监狱官员的话说，他在缓刑期内表现良好，很可能会被减刑。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斯皮格尔 (Mickey Spiegel)已预料到丹增德勒会被判无期。他说，“（中共）完全没有必要[枪毙他]，这样只会引来更广泛的国际批评。”
虽然获得减刑，从其他藏人在监狱被折磨致死或者释放之时已无人形的遭遇不难预见丹增德勒也将命运多舛。扎西彭措（Tashi Phuntsog）的遭遇，或许就是丹增德勒的命运。这位被称为丹增德勒之“左膀右臂”的僧人在丹增德勒被捕的10天之后，也遭到中国警方拘捕，而后被判入狱7年。服刑2年零9个月后，他1月6日获释。“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布瑞德·亚当斯表示：“他在入狱时是一名健康的四十岁成人。而三年之后出狱时，却已经被彻底摧垮了……政府应该作出解释，为什么一名被监管之下的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目前，他已经无法行走和用语言清楚地表示自己的意图。
1950年，也就是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那年，丹增德勒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七岁，开始上僧侣学校。后来，当学习佛教转入地下时，他依然坚持学习。跟1959年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不同，他目睹了众多僧人被杀的文化大革命。
到了邓小平年代，政府略为开明，1980年，胡耀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重振西藏佛教的机会到来。
十多年来，丹增德勒一直是中国当局迫害的对象。他帮助建造寺院、孤儿院、学校和老人院。在中共控制藏人地区时，他冒着风险为当地人建寺庙、学校。此外，中国还对其家人、友人和支持者也进行了压制。
丹增德勒坚信实用主义。他试图同官方一起合作，而不是对抗。但1982年，他仍被迫逃往印度。也就是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封他为Geshe Adon Phuntsog的“转世灵童”，并给他改名为丹增德勒。在印度僧侣学校学习了几年，他认为局势好转，于是1987年返回西藏。
然而，好景不常，局势再次发生变化。1997年邓小平逝世，北京的对藏政策又转向强硬，甚至开始插手转世灵童的认定。1995年，北京政府主持拣选了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与此同时，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所拣选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及其父母被拘禁起来，至今下落不明。西藏人权组织坚持表示，那个当时还不到十岁的孩子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
从丹增德勒被判终身监禁就可以看出北京的意图：切断喇嘛和僧侣学校的联系，弹压西藏宗教的发展。
9·11后，中共宣布，将不遗余力地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这实际上演变为打击异见人士，加强对西部，尤其是不“安分守己”的西藏和新疆的控制。正如西藏事务专家Colin Mackerras指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一直让中共寝食难安。
中共拿丹增德勒开刀，只不过是其镇压藏区内佛教学校的一招：杀鸡给猴看。在打压丹增德勒的同时，北京还在削弱佛教的政治影响力，因为部分僧人希望独立，而一些则希望完全自治。北京加强对藏传佛教寺院的控制，禁止喇嘛们举办佛教活动，甚至要求藏人声明不再承认达赖喇嘛的精神领袖地位。
不能娶妻成家的高僧又如何使其佛学代代不断？活佛转世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前，西藏大大小小有几千座寺院，每个寺院都有“朱古”、“堪布”、“格西”等上层僧侣。他们中大部分都是领主阶层，既有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也有经济特权和财产继承问题，他们死后多数都可以寻觅“灵童”作为转世。于是西藏出现了众多的大小活佛。
但僧侣学校的高僧们纷纷流亡在外，并被中共称为“国家统一的威胁”。中共更有机会去斩断佛教同政治的联系。
鉴于宗教活动可能会对其统治造成影响，北京开始大肆镇压不愿屈服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的发言人表示，“在丹增德勒和堪布晋美彭措的努力下，西藏不少宗教活动复苏，中共不得不采取措施。除了共产党外，另有信奉，总让北京心里不安。”
堪布晋美彭措就是一个例子。他抓住了文革后政策开明的机会，建立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最盛时，弟子有7,000多藏人，还有汉人和外国的佛教徒。佛学院还一度被冠以“爱国主义”的称号。
90 年代堪布在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后，于印度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时中国当局也开始注意堪布及五明佛学院的动向。2002年4月18日，中国当局通知五明佛学院必须将学生人数降到1,400人，之后其余的7,000多名学生被强行驱离出寺院。由于中共对色达五明佛学院的摧毁和破坏，受到精神压力的堪布于2004年1月圆寂。此后，佛学院鲜有教学活动。中共对其境内的基督教也“一视同仁”：取缔向梵蒂冈教皇效忠的教堂，但允许同教皇划清界限的教堂存在。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信徒在西藏的寺庙摇着法轮，朝圣者一步一拜地走去拉萨。这样的情景，在西藏屡见不鲜，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中。一旦发现他们藏有或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共会立即拘捕他们，罪名是违反国家政策。
去年2月，人权观察就丹增德勒案写了一份长达108页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滥用刑事诉讼以镇压藏区里藏人政治，文化，和宗教表达的事实。其亚洲部资深研究员斯皮格尔 (Mickey Spiegel) 说，“尽管中国在法律改革方面大展言辞，但从丹增德勒的案件中显示出，只要是有关于西藏，中国政府仍然不能容忍未受控制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事实上，中共已决意打破藏佛教的政治影响力。
“1994年，（北京）开始在西藏自治区镇压[喇嘛]，后来转至青海和四川。建新的寺庙需经中共严格审批，而且寺庙的僧人数目也有上限，同时寺庙的住持都必须是爱国主义者。”
这里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拥护中共。“1996年，北京在西藏发动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措施包括，要求僧侣宣布反对达赖喇嘛，支持中共选出的班禅喇嘛；驱逐那些表示异议的僧侣。支持达赖喇嘛就不再是宗教了，而是政治了。丹增德勒就是例子。”
1996年后，中共还要求僧侣们注册。一些注册了，一些被驱赶了，另一些则逃到印度。
丹增德勒没有注册，也不逃走。“他继续修建寺庙，支持达赖喇嘛。他号召继续发扬藏族文化、医学和教育，结果成了官员的眼中钉。他们没有完成中央政府的任务，当然感到丢脸。”
丹增德勒在2000年面对逮捕时的录音文稿“最近我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统一战线工作部传唤。他们告诉我‘你不能有十四世达赖喇嘛，少年班禅喇嘛或你自己的相片。’他们还说，‘这些相片愈放愈大，愈来愈大，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持有喇嘛的名衔。’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喇嘛的名衔；也不需要僧人的名号，但我需要的是做人的权利。”
向北京，而不是向达赖喇嘛效忠，这就是中共希望通过丹增德勒案传达的资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