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香港特首曾荫权做上任以来第一个施政报告﹐非常具有他的个人特色﹐那就是重视分寸的拿捏﹐还有“圆滑”的个人特色。首先﹐他知道前任特首董建华非常不得人心﹐所以他特别做出区隔﹕
一﹐为了体现他与前任董建华的不同﹐连做报告的时间都从历来的下午改到上午﹐报告的时间也比董建华短许多。他甚至声称自己的报告不浮夸以博取好感。当年董建华要打造香港成为这个港那个中心的﹐甚至要“超曼哈顿”﹐吹牛不怕脸红﹐结果牛皮破了﹐他也下台了。
二﹐曾荫权最关心的是他的班子。等于否定了董建华的问责班子﹐回到当年港英的建制﹐也就是公务员体制﹐行政会议也回到行政局的模样。曾荫权这样做﹐想来是回到当年熟悉的运作体制﹐才可以有效率的施政﹐正如他所说的“强政励治”﹐为两年后的特首选举准备条件。
三﹐与中国的关系上﹐曾荫权不如董建华那样乱拍共产党马屁﹐但是他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重视中国经济对香港的影响﹐当然他们都认为是积极的影响。
除了与董建华区隔﹐曾荫权还有意回避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他的施政报告比较原则﹐因此也就少了争议。尤其是基建工程容易被责为“官商勾结”。不谈具体问题讲起来还是振振有词的“小政府﹐大社会”﹐符合自由经济原则。
第二﹐对最敏感的政改问题﹐曾荫权也采取回避态度。特别是在北京否决了○七与○八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普选后﹐人们关心特区政府有没有一个普选的时间表﹐而○七与○八又会做何种改革﹖
虽然这两个问题曾荫权都回避﹐因而也赢得“务实”的称赞﹐但是回避的问题迟早还是要面对。只是谈普选是最终目标﹐还是鸵鸟的态度。也许﹐将来由政务司来面对这些问题﹐而他则可以“超脱”。这点的确比“大权独揽”的董建华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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