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1日讯】这几年，国内农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我感到困惑，更寄予同情。我想，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如果他们的基本生存不受到威胁，是不会惹事生非的。为了提升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最近，我重读了去年出版，并曾轰动全国的一部关于农民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首次亮相的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据说，这部书曾入围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LettreUlyssesAward）。此一奖项由德国《LETTRE》杂志创办，目的是鼓励全球报告文学作家真实描写和反映人类社会生活。
作者历时三载，在安徽乡村深入调查，采访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这部书大胆地把“三农”问题的复杂、严峻和风险全盘端出。作者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与农业方面的专家、学者，还有长期从事农业方面政策制定及领导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官员们一道，对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详尽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三农”问题的真实状况和介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显而易见。
该书以真实地报道3个涉农大案作为开头：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伙同儿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实施暴行，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多名村民被迫流亡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终于讨回了公道。
其实，上述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覆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尽相同，很有代表性。其内幕惊心动魄，将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农民是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多年来城市里的人对农民的生活现状不太了解，媒体很少过问农民的生活状况。这部报告文学则全景式地描写了农村的现状，对建国以来农业走过道路的是是非非，特别是对农村正在实施的税费改革，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著名学者李昌平曾深刻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谓一语中的，令人深思。
书中写到的案例，都是以农民知识份子为主角，每个事件起到关键作用的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农民。这是文明注入给农村的新气息，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复活。在第一起涉农案中的殉道者丁作明就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也正是因为有文化，这些人的烦恼比较多，他们对周围违反国家政策、违反法律的现象更困惑不解，甚至怒不可遏。当我们走近中国农民时，就可以看到发生在农村的罪恶，看到农民的贫穷，看到农民的苦难。悲愤让我们热血沸腾！这部书写出了农民的心声，是时代正义的呐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农民向何处去？
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不乏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探讨改革的讲台和进行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公务员，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
这部作品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意味着报告文学“敢于说真话”又一个高潮已经来临。作品以其沉重的话题、翔实的内容、理性的思考，反映了占中国总人口达80%左右的农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让人难以接受的生存现实。进而提出必须对这一阶层的命运给予人道主义审视，尽快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呼吁我们不能再漠视自己的骨肉同胞。
我们的农民到底是不是只能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什么办法让农民过上像样的生活，谁应对他们负责？作家的责任么？不是！是政府官员的责任么？也不是。那麽，到底谁来负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虽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分明是自己工作方法欠佳甚至失职，反而向农民倒打一耙，他们很少去拷问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不错，我国经济年增长率跃居世界首位，我们可曾想到过农民兄弟因此付出了每年无偿奉献2万亿元人民币给国家的代价？
这部书之所以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的报道外，也展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仅限于农民，而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如果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麽，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对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尽管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如果农民兄弟仍旧生活在贫困状态，仍然受到各种剥削，那麽“三农”问题就会向城市蔓延：农民为了逃避贫困，就会涌入城市，我们的城市还安宁吗？所以，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给农民更多的获得自己利益的途径，需要让他们强大起来，仅仅靠外部的呼吁，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这部报告文学让我们发现，在不断发生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几次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面对着中国农民所承受的巨大苦难，面对着那些已经变得极度脆弱而又在不幸中奋力挣扎的农民兄弟，我们有一种负罪之感。我们应该向这部书的作者致敬，不仅是因为他俩做了新闻工作者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我们内心尚未泯灭的良知。
我认为，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朋友应当深入农民生活。一个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农民生存的环境之中，让自己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才能保证自己的背景、思想和行为同农民的一致性，才能真正集中农民的智慧，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真正的“三农”专家是农民，真正的“三农”专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最近发生在广东省番禺太石村的农民维权事件，有不少知识份子出于一种人文关怀，挺身而出，积极参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值得肯定与提倡。同时，这也说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又谈何容易，任重而道远也。
读罢此书，我的心灵受到震动，眼界更加开阔，思想向高处飞扬。从长远的角度地看，中国农民的命运与我们每一个城市人、每一位工薪族都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正在朝着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而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已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瓶颈”。中国农村太落后，城市发展就缺乏后劲；九亿农民不富，“全面小康”就无从谈起。没有农民的和谐，就没有全国人民真正的和谐；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真正的现代化。
“位卑岂敢忘忧国”。我认为，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与时俱进，富有社会道义精神及平民意识的作品，它在让人感动的同时，更把信念的执著和反思的沉重一起交给了读者。它冲破了以往报告文学作品所常见的阻挡在讴歌与批判之间的樊篱；讴歌中包含着对“社会生态”的考量与批判，而正是这种考量与批判的有机结合，才凸显了改革者的本色，同时也使我们从敢为天下先的献身者那里隐约见到了民族的未来。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沈。”对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愿农民兄弟早日告别贫穷与屈辱，走向民主与富强，我想，总会有那麽一天。
──转自《世纪中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