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从刘宾雁现象看大陆的维权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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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3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本周发生的大事不少,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著名的作家、记者刘宾雁先生逝世,享年八十岁,他在新泽西家中安然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刘宾雁先生在中国大陆以暴露中国弊端的报告文学着称,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逝世给很多民众带来很多的感慨和感触。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两位佳宾,一起来为刘宾雁先生的逝世做一个回顾和悼念,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中国维权的现状。

两位佳宾,一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另外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两位佳宾,欢迎来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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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宾雁先生在1988年,就是六四之前就被驱逐到国外来,开始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他的行事也比较低调,所以很多人对刘宾雁先生还不太了解,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刘宾雁先生了解很少。我想首先请胡平先生对刘宾雁先生作个简单的介绍。

胡平:宾雁是东北人,1925年出生,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不到20岁就加入共产党。1957年,他还很年轻,但已经列入中共属于高干最低的那级,十三级。

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整风,要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那段期间他发表了几篇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反右运动一来,他就成了被点名的大右派,一直受了二十几年的迫害。

到了四人帮打倒之后,右派平反,宾雁重新回到文坛。和宾雁一样许多其他的右派,挨了二十几年整,有些人就学乖了,胆子小了;但宾雁仍然保持他一贯的风格,而且目光更锐利,他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社会变革,尤其是关心广大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所以他后来又写了很著名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这些文章,又多次受到当局的批判。

在1987年反自由化,也就是胡耀邦下台那次事件中,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可是第二次开除出党就和第一次大不相同,第二次开除出党,宾雁自己感到很坦然,他知道他没有错,错的不是他。另外,那个时候人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被开除反而使得他的名声变得更大。

主持人:很多人送去很多慰问。

胡平:对。到了1988年,他有机会出国作访问学者,然后就赶上89年民运,他在海外积极的支持呼应,六四之后,他就和一大批流亡者一起,那时要回国就非常困难了。到了1992年的时候,他的护照要过期了,想申请延长护照,遭到拒绝。

到后来,他主要待在普林斯顿,和一些流亡人士在一起组织了《中国学社》,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不断地发表评论、写文章、出书。到前两年,他发现得了癌症,他和他的家人也提出过,希望能回国治疗,但一直都被禁止回国。

到今年二月是他的八十寿辰,海外的一批朋友就在普林斯顿为他举办一个很盛大的生日盛会,同时还专门为他出了一本文集,叫“不死的流亡者”。在那天,宾雁先生其实精神都非常好,几个小时他都一直毫无倦意,而且还发表了很感人的讲话。到了今年的下半年,病情就转重,在十二月五日的凌晨,零点过一点时在睡眠中去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刘宾雁先生不管是在海外或是在国内,都有很多对他的报导文学非常崇拜非常敬佩的人。天笑,您对他的哪些著作比较有印象,能不能请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谈他的一些精彩的评论。

李天笑:我对他最有印象有四个报告文学作品,一个就是最早的“在桥梁工地上”,还有“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这四部作品典型的反应了他对社会、对共产党的揭露和批判;他自己的真诚,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充分的反应在这些作品当中。

很大的特点是他的讲真话,实际上他这四部作品都同时反应出这种特点,不管是揭露当时中共内部的保守主义,“在桥梁工地上”表现中国共产党内部官僚主义的作风,当然是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

“本报内部消息”实际上是揭露了共产党对新闻的封锁,不自由,只能跟着党走,听党的话,女主角黄佳英提出不同的意见,入党就受到刁难,共产党不管你这些,你讲真话就没资格入党,你要听党的话。

后来的几部作品都反应这个特点,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人民的热爱。包括他后期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经常有很多从国内出来的人,他都要向他们了解情况,认真做笔记。

最大反应他的特点的作品是“人妖之间”,和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当时共产党内部的腐败现象。从中来看,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刘宾雁先生讲真话的勇气和特点,现在我们来看一段我们电视台拍的录像,这是本台特别节目,也是海外华人对刘宾雁先生在今年做的一个采访,我们来看这一段。

(录像)

旁白:刘宾雁的一生为讲真话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在遭受迫害后,仍然为坚持真理而讲真话,并揭露党的弊端?

刘宾雁:这和我本人的素质有一点关系,一个事情弄不明白我就想把它弄明白,我不大容易接受那些我不同意的意见,有时候可能顽固一点。但更重要的是1979年之后,我重新拿起笔来写这些东西,最大的力量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我背后的那些中国老百姓。

我刚才说过,我当时比较乐观,不认为写这些东西会遭殃,后来证明还是遭殃了。但是当我已经发现有点危险的时候,为什么我还继续写?到了83、84年的时候,因为我这时发现,背后的人推着我一直往前走啊,我的感觉就是人山人海,于是我觉得有恃无恐。

(录像结束)

主持人:从这画面上来看,刘宾雁先生是非常精神桀烁的,很遗憾,这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从他的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坚持讲真话,他也有他的心路历程。

比较奇怪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那么早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勇气来揭示共产党的弊端,因为那时候自从毛泽东讲了延安整风,文艺方向定下来后,很多人都不敢讲。他是怎样的一种素质,使他有这样的一种勇气?胡平先生,您能不能先讲一下?

胡平:我觉得是当时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他的个性、气质,虽然他早期没有受过学院的高等教育,但他主要靠自学,他读过很多书,对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俄国的文学作品,都受了很大的影响,他当时倾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被那种所宣传的十全十美的社会、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所吸引。

主持人:认为社会需要变革。

胡平:为建立一种完美社会这么一种理想所吸引。从他加入革命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和党有一点说不清的距离,所以他特别写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为党的一份子,他本来应该为此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是他当时没有那种感觉。

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疏离的感觉,他不清楚,但从内心深处就感到和党是格格不入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区隔在什么地方,他看不清楚但却能感觉到这一点。

到了1957年那已经是苏联赫鲁夫批判斯大林,在波兰、在匈牙利都有来自民间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受鼓舞,这东西和他原来在追求的东西比较接近了,也就是说他虽早就投身共产党,但对共产党的所做所为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他就像旁观者,一直在观察。

胡平:他说不清问题在什么地方,但一直隠隠地觉得这中间是有不对头,又受到当时批判达大林的影响,受到那种思潮的影响,给他一个错觉:共产党的一个民主、改革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才是他当年追求的东西。

当时他一方面勇敢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天真地以为共产党会沿着这样的改革路线走下去。殊不料正好碰到毛泽东提倡反右,这反右搞得尤其荒唐。在1957年之后,从苏联到东欧这些个共产党国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制度,至少是把达大林时代最恶劣的作法做了某种修正,而中国在达大林之后反而比他们走得更远,才使他遭受更大的灾难。

主持人:他马上面临第一次长达二十年的流亡生涯。

胡平:对,就是!

主持人:天笑,您怎么看?

李天笑:我觉得刘宾雁先生刚会讲到他跟党之间有说不出的距离,主要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他对共产党的弊端,也就是内部丑恶的现象看得非常清楚,用非常锐利的笔把它表现出来。这在当时的极左时代,共产党的党文化是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脊髓里头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时代。

你看现在上海的律师郑恩宠,上海有五千六百个律师,站出来的只有三个。当时能站出来揭露共产党,批判共产党的丑恶现象,那时只有刘宾雁,为数很少的几个作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他在后来的过程当中,他看清了党跟人民不是一样的,这个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共产党自己一直在宣传: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党,它是代表人民的。

但刘宾雁发现党的领导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的盘剥人民、贪污、盗窃、官僚主义,而且对底下自己的党员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打击,这就看清了党和人民之间是有距离的,而且不是一回事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站在反迫害的这一边。

主持人:就是站在底层民众的这边。

李天笑:把受迫害的民众做为他自己的,就如他刚才讲的,千百万人在支持他,他有恃无恐。实际上他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这种同情心。

很明显的,就在今天,对六四的镇压,表示非常愤慨,而且强烈的指责;还有对法轮功的打压也多次指出,法轮功了不起,没有一个社会团体在共产党镇压下能坚持到现在,但法轮功坚持下来了。

他的言论至少在两篇英文文章中被引用了,后来他还提到,现在唯一对法轮功的处理就是:江泽民要下台,法轮功要平反。他这三个主要的特点,使他看清了共产党的实质,从根本上使他走向与共产党决裂、摒弃共产党的方向上去。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2005/12/13 11:10 P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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