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继《徐志摩传》之后，韩石山又推出一本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的《悲情徐志摩》，令读者于审美娱悦中再一次领略徐志摩超凡脱俗的情爱故事和悲悯宽容的人生境界。
按照韩石山的说法，这本“图说徐志摩”，其实比《徐志摩传》的写作还要早，只是由于出版环节出现变故，才延宕至今。“徐志摩是个常说常新的人物，可以从各个层面来理解。浅的，知道他的婚恋就够了。稍深一点儿，知道他是个优秀的诗人，散文也写得不错，就行了。再往深里研究，就是他的思想品质、社会理念了，即以所受教育而论，在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学，在克拉克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政治学（硕士论文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他初到英国时，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拉斯基。中国现代的学者中，有这样完整的思想训练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只可惜，他的文名太盛，俗名又太艳，以致他的这些思想品质和社会理念，却被人们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的一个缺憾。”
韩石山是一位会讲故事的文学家，同时又是擅长于考证历史事实的学问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把文学家的敏锐和学问家的深刻结合得恰如其分，于是便有了以“图说”的浅层描述引发深层思考的阅读效果。
无论是男女情爱还是朋友情谊，由爱生恨是很方便也很常见的一件事，而由爱生悲却需要相当的道德修养和理性智慧。《悲情徐志摩》中，一个“悲”字凸现了徐志摩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在这一点上，徐志摩与他的中学同学郁达夫之间，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1年春天，出生于富商之家的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半年后，郁达夫从嘉兴府中学堂转学到徐志摩所在的班级。郁达夫是一个没落家庭的老生子，体弱胆怯，无论课堂上，还是宿舍里，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样子。与他正好相反，在同一个年级同一间宿舍里，有两个人却特别活跃，其一便是身材矮小、脸很长、脑袋很大的徐志摩，另一个即徐志摩的表兄沈叔薇。郁达夫与徐志摩为期半年的同学经历，奠定了两人之间终生不渝的朋友情谊。
1922年8月，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中断学业毅然回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追求已经与梁思成订婚的美少女林徽因。对于林徽因的爱恋，几乎成了他不惜与妻子张幼仪绝情离婚的精神支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由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已成定局，徐志摩只好认命，于迷茫失落中选择了有夫之妇陆小曼，从而在家庭中和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然而，与陆小曼结婚后的徐志摩，与前妻张幼仪、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以及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之间，依然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1927年12月17日，《福尔摩斯小报》刊出一篇署名“屁哲”的低俗文章《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公然影射染上烟瘾的陆小曼与按摩师兼烟友翁瑞午之间存在奸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表现出的也只是悲悯之情而不是怨毒之恨：“男女间的情与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搭乘运送邮件的飞机失事而突然离去，王映霞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记录了发生在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最后一幕：“达夫告诉我志摩离上海那天与小曼吵架的情景。十一月十二日徐从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劝小曼戒鸦片，‘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戒掉，这对你身体有害。现在你瘦成什么样子，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小曼听了，大发雷霆，随手把烟枪往志摩的脸上掷去。志摩赶快躲开，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他一怒之下，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又搭班机北上。”
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在写给胡适的私信中谈到自己与徐志摩之间的情感纠葛，表现出的同样是正面向上的悲情而不是负面向下的怨恨：“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造成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备受指责的陆小曼，在丈夫去世后终年素服，不施粉黛，坚持不懈地整理出版了徐志摩的许多遗著。
比之于徐志摩忍辱负重宽待异性的悲悯之情，出现在郁达夫笔下的男女情恋，却大凡是对于弱势女性的抹黑压倒和怨恨咒骂。据韩石山《徐志摩传》介绍：“志摩受西方思想影响深，求的是爱情与自由，达夫的旧文人气重些，不能说不是求爱情与自由，总是淡了些，更多的是香艳与尊崇。因此达夫在恩爱时也会在日记中称王映霞为‘王姬’，生了气就干脆直书‘下堂妾’了，这样的事志摩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对于郁达夫身上这种充满身份歧视的特权和男权观念，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另有更加极端也更加浪漫的借题发挥：“余质夫（郁达夫）是个有妻有子的人，本不应感着性的烦闷，但烦闷既是现代的世纪病，任何手段的性的满足，尤其是艺术家的特权，何况素以寻求官能的享乐为性的生活的全部的余质夫呢。”
正是基于这种以特殊材料自居的特权和男权观念，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所表现出的往往是无尽的怨恨和争斗，而不是人道意义上的理性担当和悲悯宽容。前辈文化人贾植芳，曾就此事提供过一份历史见证：“我们的左翼文艺，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一直好斗。五四时代知识份子没有纠纷，譬如新月派就没有个人间的矛盾。李大钊的墓是胡适、刘半农他们帮忙修的……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邨、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扬。大家斗来斗去，几乎都是左派文人在斗。”换言之，20世纪中国文坛中真正代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并不是善于斗争的郁达夫们，而恰恰是悲悯处世的徐志摩们。
[《悲情徐志摩》，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定价24.8元。]
──转载自《议报》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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