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杜光先生2002年题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文的“征求意见稿”，在中共十六大期间，由李锐同志代呈党中央了。该文当时提出四项改革思路：
*把企业还给职工，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
*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农业社会主义化开辟道路。
*把政权还给民众，实现政治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余毒。
*把文化还给社会，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新闻自由，废止“舆论导向”。
如今看来，这并不算高要求的合理化建议，恰是符合我国当前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但在三年前，此项建议却被束之高阁，或者是根本没有引起高层官方的注意。所幸，至今尚未听说提意见的人遭到追究或令人揪心的打击、排斥。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实践，经济方面包括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都比较容易，阻力较少；唯独后两项，即政治、文化方面的改进，弃旧图新，就步履艰难，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杜先生对文化改革的期望是：思想解放，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肃清文化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找回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他说：文化不但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表现和成果，而且也是争取自由的结晶。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人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自由。在文化与自由方面，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人民自由权利最根本意义的自由。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原话见《马恩全集》第一卷94页）
“新闻自由”的话题，嚷嚷了许多年；恐怕至今人们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新闻自由？“新闻”指的是客观上新近发生的事。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事情，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所谓自由与否。人们挂在嘴边上的“新闻自由”，实际是指“新闻报导自由”，在法律上的用语是“言论出版自由”——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这条神圣的规定竟难以落实！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揭开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并非一路绿灯，而是冲破重重干扰阻力才得以面世。在社会主义国家，连真理标准的讨论都要闯关，可见，要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要多么步履艰辛！
言论自由的“杀手锏”是“舆论导向”。所谓舆论导向，就是“舆论一律”的温和说法。照杜光同志的理解，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着干”的。早年，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时曾指出：“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见《马恩全集》一卷7页）如今，中国的统治者，恰似当年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官一样，强迫社会文化只产生官方的色彩，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的主张，就连毛泽东不也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吗？为什么那些自称“继承遗志”的老爷们，竟随心所欲地背道而驰呢？
不知是那位才子发明了“舆论导向”这个词，用来扼杀新闻报导的宽松局面，限制了国家大法允许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设限，向违拗“导向”的媒体警告、封杀，对从业人员惩罚，往往是通过中宣部向地方政府部门发号施令，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式。在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以党代政，不仅违背宪法，不讲道理，不讲良心，甚至完全不顾事实曲直。眼下的例子如赵紫阳的葬礼，就只准官方喉舌按照党的权威人的意志办事，不许公正的社会传媒如实报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难道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么？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失去民心，这怪谁呢？
废止“舆论导向”，实现真正的言论出版和新闻报导自由，是人们的迫切期望。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闻界的有识之士即建议制定《新闻法》，可惜自进入九十年代“江核心”上台后即被挂起来，无人问津。代之而启用的却是一把达摩克力斯之剑“舆论导向”，与时俱进至今。难道不应该大声疾呼：把文化还给社会，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推陈出新吗？这也是对今日台上执政议政的衮衮诸公，是真为民还是假为民的严肃考验。
（2005/3/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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